语言价值、权力结构与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

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是其行政机构及成员基于组织特性、语言价值等多种考量因素进行博弈的结果。为实现国际组织的宗旨和目标，其行政机构基于国际组织的“组织性”特征尤为注重语言的实用价值，甚至以此作为主导性考量因素，英语因而在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国际性”特征要求国际组织必须兼顾语言的象征价值，这与其成员彰显本国语言的诉求相吻合。国际组织成员尤其是成员国的权力强弱对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影响深远，部分成员通过在特定国际组织中推广本国语言的使用来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及影响力。同时，历史因素通过保留国际组织权力结构中的正式制度对其语言选择产生延迟性影响，致使语言政策的变革滞后于成员之间的相对权力动态。     

信息社会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构造

信息社会的本质是能够产生个人信息法律关系,信息流是解构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关键,也是个人信息法律关系产生的直接动力.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主流构造分别以信息自决、隐私和人格权益为基础,其中,国家利益成为个人信息法律关系构造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三种构造模式分别体现出个人与企业,个人与国家,个人、企业和国家三者之间的利益平衡.由于利益平衡体现出的幸存者偏差效应,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构造以主体场域信息自治为中心,具有合理性和现实性.     

语言教学的语境扩张与内涵要求——以娱乐节目《非诚勿扰》为例

语言教学本身应该对教学用言有着相当高的追求,这种追求应不只是停留在形式或技术性的层面,而更应该在语言本身承载的思想内涵和文化价值上有所体现。从娱乐节目《非诚勿扰》在语言运用方面的表现来看,语言教学应当在提高语言素养的同时,更要提高文化和思想素养。     

论素质教育是学生主体本位教育

相对于应试教育和社会化教育而言,素质教育是大学最本质意义上的教育。从教育是学生主体自身的教育看,素质教育是学生主体本位教育。正是学生作为教育活动的主体性存在,才产生了教师主体性的教育活动。所以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本质上不是一种主客体的关系,而是一种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从教育主体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看,素质教育是学生主体本位教育。作为社会主体的人,都有自我发展的内在要求。正是主体自身这种发展自我的内在要求,构成了其不断成长的内在动力。教育功能的发挥,只有走全面开发受教育主体素质之路,才能事半功倍、业绩卓然。但教育功能的发挥主要不是通过教育者的教育过程和手段来实现的,而是主要通过受教育主体自身的艰苦努力来实现的。所以受教育者主体的确立,就显得特别重要。     

平安中国建设时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价值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更好生活的新期待,平安中国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的新追求。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平安中国建设具有深刻启示,它不仅为平安中国建设提供理论基础,也是平安中国建设的内在要求和必由之路。     

雷锋生命价值的三重维度及当代意蕴

雷锋的生命价值从历史、空间、境界三重维度上表现为延伸性、普遍性和超越性。雷锋的生命价值符合人与社会全面发展进步的需要,即符合人的超越性的要求、符合群体共同发展的要求、符合中华民族道德实践的要求、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宗旨要求,是对生命为什么有价值、生命价值是什么、怎样实现生命价值问题的直接解答。     

论学术期刊在科研诚信建设中的责任与作为

科研诚信是当下全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中央和国家有关管理部门近期连续下发相关文件,规范科研诚信行为。学术期刊诚信建设是科研诚信建设不可或缺的部分。学术期刊诚信建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编辑人员的政治立场、政治原则和对学术质量的坚守等道德操守影响学术期刊的诚信原则;二是建立科学严格的管理制度,规范编辑行为是学术期刊诚信建设的必要前提;三是正确把握刊物的价值取向,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兼顾经济效益的原则,理性对待期刊评价,是学术期刊诚信建设的基础。     

职业院校单亲家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浅析

众所周知,爱是教育的基础,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但是,随着离婚率的增高,单亲家庭的孩子因家庭的残缺而得不到应有的关爱,导致他们内向、孤僻、敏感、自卑,看问题较偏激,不愿与他人交往,甚至心理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这为我们教育工作者,特别是德育教育工作者,提出了一个新课题:关注单亲重组家庭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大学生阳光向上,积极进取。教学实践表明,这些大学生更需要得到教师的关注,同学的关注,家庭的关心和社会的关爱。以"离婚家庭子女教育问题"为课题做过专门研究的北师大心理学研究所在研究中发现,     

人工智能体的刑事风险及其归责

人工智能在推动人类社会智能化变革的同时,其不确定性(自动性)所衍生的侵害人类法益的刑事风险是亟待认真对待的"真问题",绝非凭空臆造、危言耸听的"伪问题".对人工智能体被滥用于实施犯罪的刑事风险,应根据现有刑事归责原理,按照具体行为方式以及主观罪过形式,分别追究人工智能体背后的算法设计者、产品制造者与使用者(管理者)故意或过失犯罪的刑事责任.对人工智能体脱离人类控制侵害法益的刑事风险,赋予人工智能体以刑事责任主体地位的肯定论归责方案,存在持论依据及论证路径方面的诸多误区.以刑罚规制人工智能体刑事风险缺乏适宜性,应当借鉴"科技社会防卫论",通过建构保安处分机制,由司法机关在参考专业技术意见的基础上,对严重侵害人类利益的人工智能体适用以技术性危险消除措施为内容的对物保安处分,回避以刑罚规制人工智能体刑事风险必须具备可非难性的局限,进而为人工智能的发展预留必要的法律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