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亿不信” ：信息“ 缺场” 的信任选择———论孔子的信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常识来说,信任的前提必须是对信任对象的信息有所了解,那么对象的信息,包括品格、身份、名誉等将成为信任的条件。但是,现代开放社会中面临的更多是一种陌生人之间的私人关系,这种关系的交往通常面对的都是对象道德品格信息的"缺场",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习惯于对信任的"不选择"或不作为,这就导致了现代社会巨大的信任危机。而在现代社会中,却存在着其他形式的信任,即基于专门知识、体制和一种所谓商业精神的信任,这些信任虽然可以允许对象信息的缺场,但是其信任的根基却是规则或契约信息的完全"在场",而非对主体本身的信任。孔子曾提出"不逆诈,不亿不信"的原则,即不随意臆测他人是否相信自己的待人原则,这恰恰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信任品质,这种无条件的信任的风险和风险的担当诚然需要社会正义来支撑,但这种作为道德的信任上升为一种当代社会的伦理精神却是必要而迫切的。     

网络民族志基于研究者身份的伦理关系

民族志一度是研究者专业生产他者知识的手段与途径,但在反思传统与顺应新潮流——互联网的基础上,我们发现,一直以来研究者自己也是民族志的研究对象,互联网兴起之后,这种倾向更加明显.网络时代的到来促使研究者的身份发生了显著转变:由自己是主体,被研究者是他者,转变为双方是平等的交互主体;由认识主体转变为实践主体;由主动的实践者转变为静默的潜伏者等.网络民族志中研究者身份的变化,为新的研究伦理关系的出现开辟了道路,即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既是学术研究的手段,也是学术研究的目的.     

论十七年文学知识分子叙事伦理模式的生成

十七年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是以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为前提的。在全新的社会制度下,知识分子虽然在理论上与工农兵具有法律上平等的社会地位,但在现实中他们又不得不接受"人民"的改造。在工农群众面前,我们能明显感觉到知识分子的"道德自卑"和强烈的罪恶感。因此,自觉地向工农兵学习,成为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获得道德救赎的唯一出路。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的情感认同是一个时代的选择,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义务和道德职责。     

论普里什文哲理散文中的生态文学思想与猎人情结

普里什文哲理散文中所具有的预言式生态思想与环保理念备受当代“生态文学”理论家的青睐。但他热衷描写狩猎场景的猎人情结却又遭到新世纪中“生态伦理”理论的诟病。其实从文本的本体性观念来理解，普里什文的诗性自然情怀、生态观念与他的猎人情结并非只有冲突的一面，他所表达出的是人对大自然万物之本能与道义之间的尺度衡量，而这种衡量也可反观当代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的现状，实际上表达出一种更为深刻的天人关系的批判性。     

1950年代:“本质—特征论”文学定义的形成及影响

1950年代形成了"本质—特征论"的文学定义,即先界定文学的意识形态本质,再界定文学是用形象的方式来反映社会生活、体现意识形态的特征。这一定义的思维方式是先界定事物的普遍性,再界定事物的特殊性,突出事物的普遍性关联,轻视事物的独特性质的揭示,使得文学研究本应着重研究文学的特殊性成为空话,不利于认识文学自身的规律。1980年代的文学审美论试图突破这种定义方式,但1990年代以来,反本质主义的文学语境论再次回到从事物的关联性定义事物的思维老路,文学自身本质问题受到质疑,弱化了文学与审美关联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北京市维吾尔族流动人口聚居区特征与形成机制研究

新疆维吾尔族流动人口作为流动人口中的一个群体,从流动过程到聚居区形成都有着不同于其他民族流动人口的特点,总体来说,是一种非融入式的社区生活。笔者以北京维吾尔族流动人口为目标人群,以其聚居区为研究对象,探讨维吾尔族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形成机制和特点,并就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讨论。     

巴渝古崖居的空间分布与景观特征

巴渝古崖居的分布与地理、地质、交通等诸多因素有关，以成渝交通要道、长江干流和支流为线，串起沿途各个点，由线成面，呈现出渝西、渝东北两头集中、整体北多南少的分布特征。巴渝古崖居大多开凿于明清晚期，这一时期巴渝许多地区战乱频繁、匪患猖獗。古崖居的集中分布与这些地区相吻合，从侧面印证了巴渝古崖居的空间分布特征。巴渝古崖居的广泛开凿体现了古人高超的建筑艺术以及社会历史文化的变迁。     

孔子阶层美德伦理刍议

阶层划分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孔子的阶层美德伦理以"士农工商"四民的职业划分为现实根据,同时对"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的等级划分进行了生产、分配、消费上的经济规定,并为每一阶层的利益追求提供了价值标准,使其在追逐现实利益时,也依然能够保持对义的坚守。以此在规范当时社会秩序的同时,也能跨时空、超阶层地为现今社会结构的完善与义利关系的统筹提供借鉴。     

适应与引领之间:教师职业的文化特征及其职业伦理上的后果

在历来的文化观念中,教师通常被定位为一种社会精英,这种定位迄今并没有本质变化.社会精英的定位意味着,教师被要求承担高于普通民众的伦理义务,也就是说,他们不能像后者那样只需遵循宽松的现实伦理,而需要践行严格的现实伦理标准甚至理想的伦理标准.但另一方面,他们与普通民众一样面临生存的压力,必须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生存的条件.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使得教师职业始终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由此在教师伦理上引起或加剧了若干后果.只有溯源到教师职业的文化特征这个层次,才能对教师伦理的许多问题有更科学的了解和理解,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