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衰皆因儒——元杂剧命运的一种解读

元杂剧在经历了短暂的繁盛之后悄然衰微,其繁盛有着文人儒士的参与之功.元初封建宗法制度的失承及儒家思想的失落形成了相对的自由环境,而其后理学的复归和统治体系的确立,反向构成元杂剧发展的桎梏.儒生及儒家思想的沉浮,对文学艺术发展的影响永远是一个复杂而值得探讨的问题.     

东方朔行事与汉武帝用人

奇才怪杰东方朔的宦海生涯与武帝当国几相始终,他一生的宠辱沉浮是衡量汉武帝用人及西汉武帝朝政治生态的重要镜鉴。迹其一生行事,东方朔始终扮演着谏臣、顾问、言语侍从三种角色,而最重要的角色是谏臣。相比同朝之臣,东方朔的政治才干略为逊色,汉武帝对其才华颇为赏识,但武帝用人是量材而授,并不因颇为赏识而特意拔擢。东方朔既有儒者的追求和情怀,又有着狂士的放浪和不羁,决定了他一生不可能在政治上有太大建树,但却成为了儒者文士追慕的对象;也正因如此,才使得东方朔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被衍化、美化乃至神化。     

安定胡叟的儒士、文士和隐士形象

安定胡氏乃魏、晋、十六国至南北朝时期我国西北重要的功臣与外戚之家族,曾保持郡望达数百年之久,影响“中古”历史较大.其中,身处十六国至北魏初的胡叟正乃此一家族中文化修养较高且极具个性者,其人物形象较为明显地表现为儒士、文士和隐士三个方面,尤以隐士为主.胡叟隐士形象的形成与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古代士人特征、魏晋隐逸风尚及其个人因素均有关联.研究胡叟的人物形象,不仅有助于全面深刻地了解安定胡氏的整体发展过程,而且对十六国至南北朝初期文化史的进一步研究不无裨益.     

儒士商贾与扬州青楼文化的发展

青楼文化是扬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追溯扬州青楼文化的缘起,儒和商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历朝都有"士妓交谊"的传说,尤其是明清时期盛行的"养瘦马"习俗,是扬州青楼文化发展至鼎盛的重要推动力。历史上的"扬州青楼"内外具有浓郁的文化色彩,风月产业在扬州的城市发展史上曾经起过不可忽略的作用。     

庄子与国王的对话：学历只是一件衣服

庄子拜见鲁哀公。哀公说：“我们鲁国有很多儒士，可是却很少有人以先生为榜样。这是为什么？”庄子答：“这是因为鲁国真儒士太少了。”哀公问：“鲁国穿儒服之人到处可见，何言其少？”庄子答“据我所知，真正的儒士未必穿儒服，穿儒服未必是儒士!如你发布命令；‘没有真才实学的人，如穿儒服，则判死刑!’而后你看结果如何？”     

试析汉初儒士的主体自觉

由于秦朝的统治严重影响了儒士,所以汉初之时,儒士充分发挥自身的积极性,用儒家学说来积极推进汉初的统治,从而使儒士能在汉朝的统治中彰显出自身的人格境界和社会地位.     

真儒——论辛稼轩的独特性格

辛稼轩无疑是一名以儒家伦理思想为主的爱国志士 ,但其思想、性格、行为并不尽合儒家道德规范 ,特别是和程朱理学相去甚远。因而辛稼轩一生起伏跌荡 ,遭人议论 ,褒贬不一。这是由于辛稼轩独特人格理想“真儒”决定的。本文分别浅析了辛稼轩儒士、狂士、豪士的性格特征 ,旨在从另外一个视角重新认识这位爱国词人。     

论"依附型合作"——一种解读儒士与专制王权政治关系的新视角

基于政治社会学的社会交换理论提出依附型合作的概念,认为儒士与专制王权之间存在依附型合作关系.儒家所特有的政治资源使得依附型合作具有可能性,而合作的真正实现有赖于儒士与王权的共同努力和相互认同,这种合作关系在汉代中期得以实现.依附型合作不仅仅是对儒士政治地位的静态描述,更体现为儒士与王权之间的一种政治博弈的互动模式.儒士与王权之间的这种合作互动关系持续于整个古代中国,是王权政治得以长期存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无天可补”的悲哀——从“魏观案”看明初儒士的生存困境

“魏观案”是洪武年间兴起的第一件文人惨案,昭示着文人噩梦的开始。这起案件,从客观效果看,魏现役使灾民浚河修府,违背朝廷法禁,对朱明王朝的稳定产生了负面影响;但从主观动机看,魏观的确没错,修庙建府是为朝廷推行礼乐教化,体现了明初儒士在元朝异族统治回归汉族统治的历史时期,自觉承担起了回护儒学、宏扬儒学、复兴儒学的重大使命。魏观等人的罹难,不能简单归罪于朱元璋的残酷本性,而有着更深刻的文化成因,它显示了朱元璋对儒家文化的质疑、批判和否定,使得明初儒士遭逢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在迷茫、困惑、失落中痛苦地咀嚼着“无天可补”的悲哀。     

蒙元初期儒士学术取向之转变及其原因

蒙元初期许多儒士在学术取向上发生了由旧儒学向新儒学的转变,一些新儒学代表人物和学术群体的出现,说明这种转变具有广泛性与深入度。而旧金儒士的凋丧与分流、理学影响的持续扩大、科举考试长期废止等,是促成转变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