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创新抑或违法行政——关于行政处罚群众公议的认识

以合肥市为样本的行政处罚群众公议,是旨在强化行政公开、行政参与和社会监督,促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依法、正确、规范行使的地方性创举。应当在推进我国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全面深化对这一举措的认识。群众公议具有合法性、正当性。群众公议员行使的是公民的监督权利而非行政处罚权力,公议意见不具有法律效力。群众公议的实效受制于公议案件的筛选、公议员的选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的制定、被处罚人是否出席公议会进行陈述和质证申辩、行政成本和效率等因素。群众公议的名称改为公民评议更加合适。     

如何督办落实党委领导一线办公议定事项

近年来,邯郸市委领导带头扑下身子抓落实,实行一线办公并将议定事项交给督查部门督办落实制度,起到了明显的导向作用,开创了全市凝心聚力促发展、求真务实抓落实的良好局面,促进了全市各项重点工作的落实。那么,如何搞好党委领导一线办公议定事项的督办落实呢？结合工作实践,笔者认为首先必须提高对党委领导一线办公这一新举措的认识;其次在具体工作中耍遵循四项原则,做到四个结合,实现三个突破,这样才能提高为党委领导抓落实服务的水平。     

"学"的公共哲学意义及其公议范式的转型

现代大学的公共精神不再是尊圣贤之道,而是探讨“道”的形成、实现方式。“道”的公议,源自于间性力量的准入、自明、商谈与共通,这是对实体他证的祛魅。大学学官议会的提议即承认开放、共享力量对权力的优化;“教-学”以主体教养为基础的社团亦承认审美的感通心能对经济、党派等集团的优越。面对权利的现代性反思,学校组织对公法共治精神的标举,内在于主体“学为教养”的优异人格,体现为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的活力。此“公议”之道是知识分子面向市场、权利、情欲等价值诸神而对学校功能的心性定位。其“讲学”传统和“公意”的表达成为优化于派系意志(众意)、政府机制的另一种组织视角。     

王十朋论史浩

王十朋论史浩是宋孝宗初年战守之争中的一段公案。在仕宦早期,王十朋屡有进言政事、弹奏大臣之举,逐渐赢得了崇高的公议地位。随着宋金形势发生变化,宋孝宗顺应公议要求,便擢升敢言的王十朋为台官。这些都成为他弹奏宰相史浩的有利条件。王十朋坚决主张对金作战,故在力赞张浚北伐的同时,积极上疏弹奏反对轻战的史浩并使之罢相、奉祠。不过王十朋在《论史浩札子》中加于史浩身上的罪名如主和沮战、结党擅权、压制言论等,多有虚而不实之处,难称平心之论。在符离战败后,宋孝宗开始反省台谏官的表现,对于王十朋论史浩的前后态度也有所质疑,并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上述缺憾。     

公利性公共与公议性公共:“公共”话语研究的两个要点及其范式转型

"公利性公共"关注的是以个人内在的德性修养去驯服功利世界的分野,其优势在于以家国同构的礼法规制实现天下之共。忠孝同构的天下模式以"君"主导"贤",其心性构造从纵向维度上掩盖了横向维度的制度构造。"公议性公共"即多元力量的准入、展示、商谈和共通,"公议"立足公利,成为公共理性的精神守护,它处在与党派、政府等秩序建制的磨合当中;"公议"立足于"利益"之"有"而寻求间性之"无",公共话语研究处在实体哲学朝向主体"间性问题"的转型中,亦即公心与公法处在心性-秩序间的融合中。     

公议社会的建构:黄宗羲民主思想的真正精华——从《原君》到《学校》的转换

对于黄宗羲的政治思想,不论以民本还是民主来界定,历来多以《明夷待访录》中的《原君》为据。作者首先辨析《原君》文本,指出其与特定的历史境遇相关,其实乃针对明代尤其晚明的昏君而言,其中甚至隐含了承认易代鼎革合法性的思想。而即便抽离具体的历史脉络,《原君》文本的思想在理论的层面上也并不构成对君主制本身的批判和否定。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黄宗羲民主思想的真正精华其实当在其《学校》一篇,其中包含的建构公议社会的思想甚至举措,即在今日亦颇有其合理性,其价值不在于以往所谓与西方议会性质近似,而在于与当代西方民主最为前沿的理论思考尤其是关于“公议”的思想多有相合之处。因此,如果要从黄宗羲思想中发掘契接现代民主的资源,仅就《明夷待访录》而言,重点当由《原君》转换到《学校》。     

罗尔斯、民主与公议民主

要实现民主理想,我们不仅需要建立一套民主的政治制度,而且也需要建立一个以公平合作为基础的民主社会和一种以公共理性为基础的民主文化.罗尔斯是从三个层面来理解民主的:作为政治制度的民主、作为社会形态的民主、作为文化态度的民主.这三个层面虽然紧密相关,但三者之间存在着相对的界限.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虽然并不构成一种完整的民主理论,但从根源上加深了我们对民主制度及其理论前提的理解.     

“天下为公”:制度视野下的宋代公权塑造

“天下为公”是儒家最伟大的思想之一,但在漫长的古代中国,制度名称和运行机制直接与“公”字挂钩者并不多见。宋朝或许是例外,诸多塑造公权的制度设计直接与“公”字相关联,颇具时代特色。在皇帝与士大夫的共治格局中,以台谏为输出终端、学校为涵养基地的公议机制是塑造公权的重要途径。从中央到地方,从军政到民政,广泛存在以“公事”冠名岗位和职责的现象。“公事”职官化,足以让绝大多数政府机构及其官员时刻谨记自己行使的是公权。对于庞大的政务执行者——胥吏阶层,宋朝广泛流行“公吏”的称呼,这已经非常接近今天“公务员”的概念。公使钱、公使库等职官性术语,皆在展现宋朝独具特色的公权政治。公权政治文明在宋代取得了巨大飞跃,已经颇具近世色彩。可惜,随着宋朝的灭亡,诸多塑造公权的独特设计皆销声匿迹了。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大遗憾。     

法治政府视角下行政处罚群众公议制度的创新研究

行政处罚群众公议制度是指在行政机关作出行政预处罚后,将与案件有关材料交送群众公议会公议,根据公议意见,最终由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一项参与式行政制度。其实质是不同利益主体为谋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进行博弈、妥协,最终建立新规则的结果。在行政处罚群众公议制度中,行政执法机关、行政相对人、与案件无关的社会公众,基于各自的利益发生联系,并在各方努力下寻求最合适的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