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中国边疆研究的方法与理论——以《边政公论》为中心

《边政公论》系20世纪40年代中国边疆研究的代表刊物,刊发了大量关于边疆研究方面的论著。一些学者通过借鉴西方的学科理论,并结合中国边疆社会实际,展开了对中国边疆研究方法与理论的探讨。这些边疆研究方法与理论的讨论,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时代色彩,以及当时边疆认识、民族观念方面的局限性,但均是基于当时的客观事实的认真考察。诸多见解在今天看来仍不过时,这对于今天构建当代中国边疆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论作为治体生成要素的民心：一个历史政治学的分析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实践者对于重大政权更替的变迁规律累积了敏锐而丰厚的洞见，自秦汉之际一直到清末民初，民心在其间被赋予了根本原理禀性，其得失决定了政权兴亡。基于天人合一的政教精神，天命政治被归结为民心政治。民心的根本是人之大群情性，推重大公中正，处于塑造民风民俗的根本地位，也是政治领导者的正当性来源。为了克服政治衰变中的民心失范，优良政治的出路在于构建起一个包括政治原则、制度方略和政治主体三要素的治体。立国思想家强调政治家相对于行政官僚、治民心（教化）相对于治民事、经制纪纲（礼治）相对于刑罚威权、更化相对于变法的一系列优先性。这代表了对于政治事务的一种规范性理解，它伴随历代立国实践不断得到检验与重构，形成中国政治文明的要义之一。在现代转型初期，民心政治及其治体论遭到现代西方民主政体论的挑战，其义理架构有被社会契约论消解替代的趋向。同时，在严复、梁启超、李大钊和钱穆的思想中，治体论仍作为深层思维资源发挥着牵引作用，显示出与民主政体论的某种融会和张力，民心在立国精神层面的构建价值仍需要充分领会。     

邓小平谈选人

正改革开放后,怎样选出"成熟"的领导人和领导集体呢?邓小平在1989年5月31日的一次谈话中讲了五条标准。选改革者。邓小平说:"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这是最重要的一条。这是向人民亮相啊!人民是看实际的。"邓小平指出:"有一个新的改革的面貌,是确定新班子成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不是九分九,而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要看到这个大局。"     

栗谷的经世论与疏通精神

栗谷李珥(1536—1584)的经世观完全是以君主、士林(官僚)、百姓的疏通为中心而展开的。其中,栗谷最重视君主的作用,主张以圣人为君主,认为要实现王道政治,君主应具备疏通的精神。在君臣关系中,在栗谷看来,君主应该致力于修身和修养,任用贤明的臣下,积极收敛百姓的呼声,而臣下(儒士、官僚)应该致力于修养自身,准确、客观地把百姓的舆论收敛给君主,不丧失君子的品位。对民,栗谷强调"恒产",认为养民优先于教民。同时,栗谷主张施行舆论政治,强调扩大言路,即保障言论的自由、公论的疏通、君主和臣下的公论收敛,以及基于正名的公论的形成。     

公利性公共与公议性公共:“公共”话语研究的两个要点及其范式转型

"公利性公共"关注的是以个人内在的德性修养去驯服功利世界的分野,其优势在于以家国同构的礼法规制实现天下之共。忠孝同构的天下模式以"君"主导"贤",其心性构造从纵向维度上掩盖了横向维度的制度构造。"公议性公共"即多元力量的准入、展示、商谈和共通,"公议"立足公利,成为公共理性的精神守护,它处在与党派、政府等秩序建制的磨合当中;"公议"立足于"利益"之"有"而寻求间性之"无",公共话语研究处在实体哲学朝向主体"间性问题"的转型中,亦即公心与公法处在心性-秩序间的融合中。     

中国的协商政治传统——基于儒学的视角

现代社会的深层矛盾使得基于沟通理性的公共交往实践被寄予厚望,中国转型亦要求在深化改革中实现政治—社会体系之结构与功能的协调与匹配。故而,协商民主先为汉语学界所瞩目,后为中央政府所提倡,成为有待深化与圆成的政治理念。其实践之成败,除却政治决断与历史机缘,更需以深厚的文明传统作为根本。传统中国源远流长的政治协商实践,尽管属精英性质,却完全值得在当代中国协商民主实践中加以酌量与融会。有鉴于此,2016年6月5日,弘道书院邀请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公共政策与全球事务系主任何包钢教授、清华大学政治学系谈火生副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姚中秋教授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锋副教授,以“儒学义理与中国协商政治传统”为主题展开思想对话。对话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举行,由清华大学政治学系苏鹏辉博士担任主持。     

明代乡贤祭祀中的“公论”——以陈亮的“罢而复祀”为中心

“公论”贯穿于明代乡贤祭祀之中,并影响着乡贤的去取.儒学师生、地方士人作为“推贤”主体,以“公论”为乡贤去取的依据.乡贤去取中,“公论”还包含着对入祀者“贤”的评定标准,也即“崇理学、树名节、扶植教化、羽翼正道”.正嘉时期,王湛之学的传播,程朱理学的独尊地位动摇,王湛“实学”兴起又使浙东“求实致用”的传统得以复苏,“崇理学”的祀法原则被士人以“公论”的名义重新厘定.“公论”的变化表明,明代士人试图突破“祀法”,即程朱理学的“一律”解读,以使乡贤崇祀真正起到轨范乡里的作用.     

再论程颐“以公论仁”说

从学术史的发展脉络来看,研究者多在讨论程颐的"以公论仁"说时,相对忽略了此说经典解释的语境。回到经典解释的语境中,程颐"以公‘论’仁"主要是通过"忠""恕"两个概念构建起"公"与"仁"的关系,前者是用,后者是体,二者即体即用,共同构成"以公‘论’仁"的精义。而程颐之所以选择"公"来训解"仁",除了理论考虑之外,政治考量也是其中的重要内涵,他希望通过"公"来重建"仁"在治道上的指导地位。     

戊戌时期李盛铎与康、梁关系补正——梁启超未刊书札释读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梁启超若干未刊书札表明,在甲午战后维新思潮兴起的时代背景下,李盛铎、陈炽与梁启超等人曾有过合作创办日报--<公论报>的设想.拟议中的日报既反映新政动态,同时翻译西报,也刊登商务杂闻,并附货价行情、船轮出口日期等,以适应社会各阶层需要.<公论报>应是一份新型综合性报纸,但因<时务报>内部纷争,该办报计划最终搁浅.这批未刊文献还反映出李盛铎在戊戌保国会前与康、梁积极策划开会事宜过程中的具体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