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刘易斯及其理论启示

本文回顾了1979年诺贝尔奖得主刘易斯的生平,并对其主要理论,即二元经济理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评述,论述了其合理性和局限性及启发意义,并对刘易斯获得诺贝尔奖的时代特征进行了分析。     

从巴比特的人性沉浮看辛克菜·刘易斯的艺术成就

辛克莱·刘易斯在其代表作品《巴比特》中 ,继承了西方传统的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的精髓 ,对人性的内涵及其表现形式作了深入的探索和挖掘。在巴比特身上 ,我们发现真真切切的人性沉浮。这正是刘易斯对 2 0世纪美国文学最杰出的贡献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问题初探——结合中国实际对刘易斯模型的新探索

我国农村有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并处于高度流动状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畅转移对提升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的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也暴露出诸多特殊问题，刘易斯模型已不能完全适用，根据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具体特点，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修正和补充并积极探索新的应用形式，不但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而且对提高经典理论的适用性具有积极意义。     

领导者犯错怎么办？——文过饰非不可取，知错善改赢人心

美国联邦调查局前局长刘易斯-福瑞琦曾就宾州娈童案丑闻写过一篇详尽的调查报告，其中最令人震惊的内幕是4位大学高级官员为了避免丑闻对学校声誉造成负面影响，进而隐瞒了橄榄球教练杰瑞·桑达斯基虐待儿童的罪行达19年之久（1998-2011）。     

民工荒、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拐点——基于经济学角度的再认识

民工荒似有愈演愈烈之势,对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学界一直存有很大分歧。而无论是从经济学意义还是现阶段中国的国情来看,了解民工荒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采取有力措施应对刘易斯拐点的出现,比判断刘易斯拐点何时出现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本文首先从微观经济学角度剖析刘易斯拐点出现的条件,利用修正的二元经济模型解释中国民工荒产生的原因,接着分析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的区别与联系,并从人口红利角度提出刘易斯拐点的具体应对措施,以期对中国现行政策的方向选择有所建树。     

读来读往

1以双层制隔离家族纠纷中国家族企业很年轻,要消除内部权力争斗仍然任重道远。为了保障企业的持续发展,建议引入西方对家族企业治理的一些经验,比如,家族委员会与董事会的双层制。     

经济转型与增长的持续性:来自中国的经验

通过发挥要素组合优势和承接世界产业转移.中国经济保持了30年高增长.但与此同时,也累积了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而且使收入分配不利于劳动力,进而形成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交替反复.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逼近和国际规则的新变化,经济格局将出现整体性调整,这可能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可能进入均衡陷阱.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是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和调整收入分配结构,这需要包括企业、市场和政府在内的全面经济转型.     

中国经济增长如何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

随着以劳动力短缺和工资持续提高为特征的"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以及以人口抚养比不再降低为表现的"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经济逐步进入从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向新古典增长阶段的转变时期。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开始出现,靠大规模的政府主导型投资以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的方式,不再具有可持续性。从经济增长理论、国际经验和中国现实等角度进行的研究发现,中国亟须通过政策调整,形成国内版的"雁阵"模型和"创造性毁灭"的政策环境,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并且从技术进步和体制改善中获得更高效率,以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向全要素生产率支撑型模式的转变。     

收入分配、技术进步与经济的持续增长——来自中国的经验

支撑中国经济近30年高增长的主要是要素投入而非技术进步,这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以及这种方式下的经济增长都是不可持续的。中国经济发展正在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这可能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提供条件,也可能使经济进入均衡陷阱。技术进步本身有着内在的逻辑,它源于分工,而分工又具有自发演进的正反馈机制。建设"创新型国家"(或者说大范围的技术进步)难以依靠由政府动员全社会力量集中攻关的"举国体制"来实现,分工的深化才是技术进步,进而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基于"刘易斯拐点"的缩小城乡收入比研究

针对近年来主要出现在中国沿海地区的"民工荒"现象,一些学者认为是中国经济出现了刘易斯拐点,中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工业化、突破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的关键时期.但中国工业化远没有完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大力推进工业化和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向现代部门转移,才是消除二元结构,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根本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