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据背书连续的内涵、构成要件、司法认定及法律效力

票据背书连续即背书形式之连续,是指背书形式合法且依据背书日期之时序可以对相关主体作同一性认定。转让背书与非转让背书同时存在并不必然导致背书连续性遭到破坏,而应该对两种背书分别作具体分析;存在空白背书的情形下,依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背书是否连续取决于相关权利人最终对空白背书的补记情况;背书涂销不影响票据背书连续性。持票人凭借背书连续证明并且行使自己的票据权利,当背书不连续时,即以取得票据之合法途径证明并行使自己的票据权利。     

论行政诉讼中情况判决的适用

在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在适用情况判决时存在着泛化的倾向。究其缘由,主要在于公共利益的界定缺乏统一裁判尺度、法官适用情况判决的自由裁量权空间大、成本效益分析的引入和补救措施鲜有施行,等等。鉴于此,《行政诉讼法》第74条第1款第1项在我国仍存在适用空间,但为了防止该条款被滥用,应尽快制定《行政程序法》,从源头治理行政违法行为,增设列举式条款明确公共利益边界,将原告个人利益纳入考量,以及借鉴日本"中间违法宣告判决制度"。     

考虑属性关联的两阶段获胜者确定模型

研究了多属性逆向拍卖的获胜者确定问题。考虑属性之间的两两关联，以定义在2-可加模糊测度上的Choquet积分表达拍卖人的偏好，其中模糊测度的值由拍卖人提供的偏好信息推测得出。由于一般情况下与偏好信息一致的模糊测度取值并不唯一，考虑所有一致的评分函数提出了两阶段获胜者确定方法。首先采用线性规划挑选出在任意评分函数下可能获胜的报价，再通过混合整数规划确定一个与所有一致的评分函数的评价结果最为接近的报价排序，以得分最高者为稳健获胜报价。仿真实验表明，大量的报价为不可能获胜报价，说明了在第一阶段进行筛选的必要性。与现有方法的比较表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且在拍卖轮数较大、报价数目较多时，该方法在计算效率上更有优势。     

红外分光光度法测定水中石油类的不确定度

根据《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JJF 1059.1-2012),对《水质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的测定红外分光光度法》(HJ637-2018)测定水中石油类的不确定度数据进行分析,分析了检测过程中引来的不确定度,对各个不确定度分量进行分析,计算出合成标准不确定度和扩散不确定度。     

税务行政裁量权的理论阐释、行为纠偏与路径选择

税法中不确定概念下的理论空间以及税务行政的实践需求共同营造了税务行政裁量的制度空间，而不规范的税务行政裁量则为不规范的税收执法提供了操作机会。通过对税法文本中不确定概念理论缘由的寻求，以及税收征管中实践动因的梳理，税务行政裁量权的规范化确有必要性。为达成税法运行各司其职中的彼此制衡，有必要强化比例性原则在税务行政裁量中的运用，以此限制税权介入纳税人私域的范围与限度，并提供明确化的宏观指引；利用行政裁量基准“行政自制”与“规则之治”的双重品质，借助标准化的文本修正，为规范化的税收执法预设行为轨迹、构建外在制约并压缩裁量空间；以纳税人的同意权为基础，设计符合税法特殊性的程序规则，形成立体化的纳税人救济路径。最终形成税务行政裁量权积极运作与规范运行的制度环境。     

SL3-1翻斗式雨量传感器测量不确定度的评定

由于人们对雨量被测量及其影响因子的认知水平不充分,测量手段不完善,测量结果以一定的概率落在某个区间内。为确保雨量传感器测量值的准确可靠,依据《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JJF1059.1-2012)规范要求,按照JJG(气象) 005-2015 《自动气象站翻斗式雨量传感器检定规程》,使用省级314.16mL标准玻璃量器为标准器的JJS2型雨量校准仪,以SL3-1翻斗式雨量传感器为研究对象,通过实验数据分析及验证,雨量校准仪对雨量传感器进行重复检定,建立雨量传感器的不确定度评定数学模型,寻找出对雨量传感器数据测量结果产生明显影响的不确定度因素,计算出A类和B类两种不确定度分量值,得出SL3-1雨量传感器扩展不确定度为0.16mm,并通过10台雨量传感器进行验证,本文评定的扩张不确定度准确、可信,并对福建省后续开展雨量传感器检定和校准结果具有较高的参考和指导价值,可以提高检定结果准确性。     

知性辩证法——《精神现象学》中由意识到自我意识的过渡

《精神现象学》的第三章涉及到一个重要问题,即由意识到自我意识的过渡问题,这是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论为克服康德自我意识的个别性使之成为客观的精神所迈出的决定性的一步。知性围绕着它的对象"力"所经历的辩证经验是有限性意识向着无限的第一步跳跃,当无限成为意识的对象时,意识将成为自我意识。但这只是自我意识的起点。黑格尔的自我是无限,一切实在性都包含在其中,因此它有待将自身展开为客观的精神。     

论风险社会语境下司法的风险预防功能

当下我国司法承载着重要的社会治理功能。随着以风险社会为代表的现代性危机的到来,司法究竟如何应对已是无法绕开的话题。我国司法以平息纠纷为现实导向,以追求正义为价值目标,但是这二者都缺乏对全社会层面风险因素的考量。而司法所具备的程序正义和判决说理等特征使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风险治理功能,也有道德上的合法性。基于此,我们要充分发挥司法环节的风险治理功能,未来应当在运用司法政策提高法官风险预防意识,厘清法院和风险规制机关的关系,充分激励风险诉讼等方面做出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