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前儒学思想的萌芽

儒家学派的创建者是孔丘，儒学的核心思想是仁，而仁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在孔丘之前儒学核心思想的仁学已经出现了萌芽，如公孙轩辕的‘以仁德服天下’，伊尹的儒学启蒙思想，以及周公旦的‘敬德保民’都对孔丘有着深刻的影响，所以我们认为孔丘的儒学是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而成的。     

教育家的孔子与“素王”的孔子

正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年代,他一生信奉周礼,连做梦也常常梦见周公,所以他以克己复礼为己任,梦想通过仕途实现这个理想。他当过权贵的家臣,管理仓库和看管牛羊:几经周折之后,才得以在鲁国任司寇,并一度代理相事。地位显赫了,但他的一套主张并没有被人接受。他作为私学的开创者,只好率领他的学生周游列国,求官谋职,宣传他的主张。13年间颠沛流离,远至楚国。其间,"斥于齐,逐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真可谓"惶惶然如丧家之犬",而那些醉心于夺地争霸的君王们并没有接受他。当他的从政行道希望化为泡影后,回到鲁国继续授徒,并笔削春秋,修诗编书,传播自己的学说和理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转向非偶然事件论辨

现存原始资料并不能证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转向是偶然事件的结果.相关原始资料中,只有维尔阿杜安的《君士坦丁堡征服记》主张“偶然事件论”,其余的或者主张阴谋论,或者反映了阴谋的存在,或者谴责威尼斯人.但维尔阿杜安的记载并不可靠,他写作的时候西方正在质疑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合法性,为了替自己和十字军首领们辩护,他写了回忆录,设法隐藏事实真相,把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转向解释成一系列偶然事件的结果.奎勒尔等现代学者依据维尔阿杜安的记载,辩护“偶然事件论”,他们的观点也没有说服力.     

论周公治国思想及对后世的影响

周公的治国思想主要来源于先王的治国经验尤其是文王的治国方略,周公将其进一步地付诸实践,在实践中逐渐得到升华,最后形成思想理论。周公的治国思想主要包括五点:一,敬德保民;二,明德慎罚;三,任人唯贤,宽容诚信;四,提倡孝友,以固政权;五,制礼作乐,加强文化建设,使人们逐渐由他律转为自律。周公的治国思想对后世直至今天仍有深远影响。     

御驾亲征为何败

一般而言,皇帝御驾亲征,以万乘之尊,驭百万之师,自然人心踊跃,争效死力,理应具有攻则必克、战则必胜的战斗力。吊诡的是,应该发生的事情从未发生。隋炀帝三征高丽,不仅损兵折将,而且终因穷兵黩武引发内乱,以致江山易主;唐太宗以盛世雄兵东征高丽,却坐困于"东瀛小夷",不得已班师而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庸碌无为的唐高宗李治,竟然成功征服高丽,而李治恰恰没有御驾亲征。英明之君,亲征而败;庸碌之主,放权反胜,这里面藏着什么玄机?让我们回放隋炀帝和唐太宗的亲征剧情,看看有哪些东西值得今人玩味。     

论“周召之业”与“周召之治”——兼谈召公在周初的历史地位

周公、召公在武王灭商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武王逝世后,成王年幼即位,周公践阼,行政当国,召公任太保,为周公的助手。周公、召公“分陕而治”、“东征平叛”、“创建成周”、“教导成康艰苦创业”,为周初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促成了“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年不用”的“成康之治”兴盛局面。实际上所谓“成康之治”,就是孔子所赞颂的“周召之治”、“周召之业”和“周召之迹”。     

周公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及其意义

周公旦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由"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和"制礼作乐"思想组成,它是儒家"德治"政治伦理思想的思想理论基石。以孔子、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丰富和发展了周公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基本形成了儒家"德治"政治伦理思想体系。周公与儒家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对于当代中国实施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有着重要的启示。     

"民本"观念彰显——周公对颛顼"绝地天通"观念的修正

鉴于民神杂糅带来的弊端,帝颛顼通过"绝地天通"将天地交通的权力垄断集中,一方面固然消除了"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的弊端,但王权的膨胀却易导致对民生的忽略.周公的"天命观"对于颛顼"绝地天通"观念乃是一个修正,一方面延续了对天地交通权力集中的观念,另外一方面又将民意视为天命对王权加以限制.这一修正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     

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新释

《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一是《诗》《春秋》皆记史,《诗》以韵文记事,是史诗时代的传统,《春秋》以散文记事,标志着史书编年记事体的成熟;二是周公制作《诗经》是作为政教之本,以开升平之世,孔子作《春秋》则是昌盛周道,拨乱反正,其义相承;三是孔子以周公为尊,以继承周公之志为平生之愿。     

周公“德治”、“礼治”思想的法文化启蒙意义

通常我们在谈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礼治”思想的产生时,会将其归功于孔子。然而,经研究发现,“礼治”思想的主体来源于周公。周公“制礼作乐”不仅开创了中国礼乐文化之先河,也为中国儒家“礼治”法律思想奠定了基础。此外,周公确立的“德”以及“仁德政治”之观念亦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德治”思想的起源。因而本文将着重介绍周公“德治”和“礼治”独创思想之产生,以昭示其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启蒙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