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侨易视域中的《金瓶梅词话》与晚明江南士风

《金瓶梅词话》的创作、抄刻与晚明江南士风有非常深密的关系,将二者放置在侨易视域中考察会有一些新发现。所谓"侨易"即因"侨"而致"易",强调精神或物质在位移中发生交感、质变。由此观之,《金瓶梅词话》的创作是晚明一个很典型的侨易事件,它侨用《水浒传》、《西厢记》、话本小说、日用类书、史书及其他各种文字材料,交感易变为"通大道"的艺术杰构;抄书—刻书与嗜酒—好色是晚明江南文人生活的重要内容,抄刻《金瓶梅词话》满足了他们的实际生活需要;江南文人在晚明突破"穷"—"达"二元框范形成的求"通"之士风乃是《金瓶梅词话》侨易事件生成的深层原因。因此,《金瓶梅词话》承载着晚明文人趋新求奇、追求自由等与近代接轨的精神密码,而现当代的"金学"热正导源于此。     

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论风俗、教化和国运兴衰

中国历代的英明统治者和有识之士都重视风俗和教化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控制中的作用,并有大量论述。顾炎武、王夫之和唐甄等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深刻反思和总结明亡的惨痛教训,认为明代、特别是明末风俗和教化衰坏和士习窳败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他们在全面考察中国历代风习变迁、教化行废与国运兴衰关系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中国儒家重视以风教治国的思想,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风俗(气)变迁与国家兴衰、行教化与正风俗、振士风与兴国运等问题进行了新的理论思考与阐发。他们的思想不仅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也有积极的现实借鉴意义。     

论房琯对中唐初期士风与文风的影响

房琯是中唐初期的著名文士之一.他自身道德、才学兼美,同时也继承了前辈文儒所开创的优良传统,乐于提携、培养有才华有操守的士人.开元末期至肃宗时期,房琯一直和文士群体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当时艰险的政治环境中,他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尽其可能地帮助、支持、激励包括大批文人在内的正直之士.房琯对当时文士既愤激、抑郁却又坚贞、向上的思想心态和精神品质以及慷慨、沉郁的文学风格的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     

论金代士风

金人进入中原,重视知识和人才,很快形成了自己的知识分子群。金初的知识分子重视自身修养,他们热爱读书学习,轻财好施,操行纯谨,重节尚义,善于交往,关心国家,但不屑于争权夺利,具有纯真厚重的特点。金代士风受整个社会风气所制约,反过来又对整个社会风气产生重大影响。金朝后期,社会风气败坏,士风虽然变得慢一些,但最终也没有逃出“日趋诡薄”的命运,终于导致了国家的灭亡。     

从东汉末士风裂变看诸葛亮隐与仕的选择

东汉末士林风气的裂变主要表现在隐逸不仕之风渐盛、忠君观念渐衰、士人独立意识觉醒、世务交游和百家兼修。诸葛亮隐与仕的选择,既有东汉末士林风气之共性,又有其自身特色,同时也折射着汉、魏之际士风的承上启下。     

论南宋遗民词人对江湖士风的突破及其意义

南宋遗民词人虽然承袭南宋时代的“道人”、“雅士”风度，但他们的人格精神在如下两个方面却有所突破和发展：一是他们在行为方式上优游湖山，寄情山水，在人生态度上追求独善其身，追求并实践着自由独立的隐逸人格精神，崇拜“野云孤飞、去留无迹”、飘逸清空的风度；另一方面则是南宋遗民词人在创作的隐逸人格形象中包含了对历史、人生的深刻探索，具有反思色彩。     

钱大昕对乾嘉士风与学风的批判

钱大昕对乾嘉时期扭曲的士风和学风给予了极大关注。他指出:当时士人求财逐利,不讲士、儒之道,丧失志节,无法引领社会风气向善;师生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利"与"势"的交换关系,丧失了传道、授业、解惑的本质;文人士子之间相互轻贱,不能真正讨论问题,学风浮躁;士人没有真才实学,只会背诵前贤成句,剽窃他人言论,学风败坏。他认为造成士风和学风败坏的原因有三:一是宋明以来空谈性理学风的影响;二是科举取士的弊端;三是文字狱的压制。针对这种情况,钱大昕彰扬"以名为教",树立士人的羞耻之心和社会责任感;提倡实学,且身体力行,用自己的人格与学识来影响士风、学风,以期扭转士习之弊。     

从士风看北宋后期士大夫的闲暇生活

受党争影响,北宋后期士风由中期昂扬向上、积极进取,转为入世意志淡化,偷安自适、任性逍遥,主要表现在以自我追求为主导,或游心物外,寄情山水,游宴饮酒来排遣内心的忧愁;或寄情于诗词、书画,聊以自娱;或耽佛习禅,以禅定之乐来排遣经世的悲痛和人生的痛苦,专心营造个体心灵的满足。     

论唐宋科举士风之三变及其对诗风的影响

在唐宋科举士风演进的大链条中,最根本的变化有三次:第一次是在唐宣宗即位(847)后,第二次发生在唐亡(907)后,第三次是在宋太宗即位(976)后。唐宣宗开创了进士独尊的局面,也开始了唐代科场最黑暗的时期,广大寒士普遍蹭蹬举场数十年仍然如痴如狂,使得唐末六十年成为唐诗大普及的极端时期;五代(含宋太祖时期)文人远离科举,养成“吟癖”;科举制度在宋太宗以后展现强大的生命力,文人形成意气风发、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科举士风,由此促进了重理性、好议论诗风的形成。三次巨变,最终完成了螺旋式的回归,宋代文人的精神境界也实现了一次飞跃。     

晚明“山人”与晚明士风——以陈眉公为主线

晚明“山人”与传统“山人”已有了本质区别,其“山人习气”在晚明就颇受物议,故此明末清初的大多数文人都不愿直称负有清望的陈眉公为“山人”,但陈眉公的“山人”身份却是毋庸讳言的。不仅如此,他事实上还是晚明“山人”中的领袖人物,是晚明“山人”“竞述”的对象。但陈眉公毕竟又与普通“山人”有诸多不同之处:陈眉公的生活方式虽然亦游亦隐,但以“隐”为主,其“游”也非主动出游;陈眉公主动捐弃诸生而为“山人”,与一般诸生被迫放弃举业而成为“山人”略有不同;陈眉公的安贫乐道的处世态度、淡薄名利的价值观在晚明“山人”中也是颇有独特性的。作为个体的陈眉公与作为群体的晚明“山人”同而不同,“不同”是陈眉公在晚明享高名的根由,而“同”则使他在清乾隆朝以后备遭恶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