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休"三世说"浅议

"三世说"是公羊学重要思想之一.董仲舒将鲁十二公按照时间远近分为所传闻世、所闻世和所见世.在董说的基础上,何休将三世发展成为社会进化的三个阶段:衰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社会由衰乱世向太平世发展的过程便是王化由鲁扩散到诸夏,再扩散至夷狄的过程.在<公羊解诂>中,何休将<春秋>众多书法纳入其三世说,如大夫卒日、大小国之别、夷夏之辨等.何休"三世说"深化了<春秋>王鲁、夷夏之辨等义理,促进了公羊学说的发展.     

试论《吕氏春秋》成书的历史条件

关于《吕氏春秋》成书的条件,除了一般认为是战国百家争鸣的文化融合,吕不韦当政后发挥门人宾客作用所为,为了大一统政治奠定理论基础和训导秦王政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历史基础,这就是秦为富国强兵而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决定了采择诸子百家学说的目的性,而六国士人夷狄视秦观念的转变则构成了《吕氏春秋》的学术基础。     

清政府对英国羁縻之术的运用——兼论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及战后签约活动中,传统的“夷狄”观念对清政府的影响随处可见。在战争进程中,清政府对英国的战与和,实际上是古代中原中央王朝对周边“夷狄”对策的翻版;而战后所签订的第一批不平等条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种观念的产物,用“羁縻”手法对英国等西方国家进行笼络,以达到它们不再侵拢中国海疆的目的。     

血统、政治与异族——论先秦华夏人群的形成因素

由于先秦时期华夏人群缺乏共有祖先的观念,而同一姓氏内由于政治利益和发展水平也产生了分化,使得华夏的形成并不主要依赖于血缘因素,而有赖于共同的政治利益和外部人群(夷狄)的压力。这也使华夏与一般意义上的"族群"有所区别,同时,华夏人群与所谓的夷狄之间的界限并非凝固的,为以文化划分华夏与夷狄提供了可能。     

中国古代儒家"用夏变夷"思想与理论的变迁

“用夏变夷”是儒家民族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孟子首次提出后,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其精神实质和具体内涵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大体说来,它经历了从孔子时的“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到孟子时提出“用夏变夷”的思想;从先秦时的“外夷狄”、“正朔所不加”到汉唐时的“华夷一统”、“夷狄进至于爵”;从先秦汉唐时的“不予夷狄之主中国”到金元时的“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几个阶段。     

春秋时期男女伦常失范折射的文明变局

周礼中以“男女大防”为核心理念的婚姻制度和男女伦常规范,随着周王室的分封而辐射各诸侯国。然而,与周礼相左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左传》中记载的发生在鲁、卫、晋、齐等地的大量男女违礼事件。这些违礼事件呈现出礼禁渐弛、遗俗再现与夷风侵染这三种截然有异的特征,同时折射出引发春秋时期文明变局的三大诱因：周室式微礼教失修,殷商旧俗死灰复燃与四夷交侵胡风乱华。这一系列变故互为因果,导致华夏文明在波浪式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一段迂回与低伏。     

宋仁宗至宋神宗时期两大民族关系思想流派

宋仁宗至宋神宗统治时期存在两种不同的民族关系思想流派:一是以不事四夷、重内轻外理论为支撑,以安静边鄙、息事宁人为最终目标的主和派;二是以多事四夷理论为支撑,以兼制夷狄、恢复汉唐疆域为目标的主战派.这两大思想流派之间的斗争不但直接影响了当时民族关系的发展,对北宋政局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也将北宋时期中国民族关系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     

宫崎市定"五霸皆夷狄论"考辨

日本京都学派东洋史家宫崎市定在《东洋的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中国史》中均提出"五霸皆夷狄论",立论依据为五霸之国未遵循同姓不婚、出身于异民族、不服从周王朝统治、语言交流有碍、文化习俗不同等.若依照上述区别华夷之标准,在进行史料比对和史实核查后发现,齐桓公、晋文公并非夷狄,吴王阖闾或夫差、越王勾践位居华夷之间,楚庄王虽自称夷狄但有其特殊语境.因此,"五霸皆夷狄"之说并不成立.究其根本,这是宫崎为了论证"朴素主义民族"对"文明主义社会"的挑战和征服,进而配合日本侵华国策而有意构建的反事实假说,这一假说的前提源于宫崎"文明二元论"中"夷"(朴素民族)优于"华"(文明社会)的先验预设.     

浅谈曾国藩洋务思想的发展变化

曾国藩是最早的洋务派,但其洋务思想前后并不一致。他初入官场时恪守“夷夏大防”;60年代一改初衷,积极主张“师夷长技”,表现出一定的爱国热忱;然而70年代在处理天津教案过程中,又被舆论斥为“汉奸”、“卖国贼”。曾国藩洋务思想的前后变化体现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面对变局时的思想发展轨迹。     

夷夏之变与文明超越——春秋公羊学视野下的中国道路选择

《春秋》中,衡量夷与夏的重要标准不是地域、民族和国家,而是仁义礼法。但诸夏衰微,乱象纷呈,而吴楚夷狄却一步步趋近于礼义道德,于是便有孔子"中国亦新夷狄"的忧患。近现代以来,却发生了另一种夷夏变局。中国落后于西方,但中国的古代文明方式本身却并非一无是处。现代化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让西方人掠夺全球资源,因而把整个人类带上了一条不归路。但古代中国的漫长发展却始终只靠自我积累,没有凭借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和扩张,也没有给别人带来灾难和痛苦。我们的文明方式从来在道义上是站得住脚的。未来中国,仍应该坚持正道,守护文明,探索更先进、更可持续的文明方式,自觉选择不称霸世界的发展道路,不做夷狄,不做强盗,而继续做"君子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