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象化视域中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宗教观的差异

费尔巴哈以其对象化理论揭示了宗教产生的认识根源、宗教的本质、消除宗教异化的路径。马克思肯定了费尔巴哈致力于从世俗基础中去寻找宗教产生的根源，但同时，马克思通过对费尔巴哈对象化理论的扬弃，同样从这三个方面出发，产生了不同于费尔巴哈的更为科学的宗教观。     

民国新儒家的墨学观

民国新儒家的墨学观比较复杂，深刻地打上了西学东渐的时代烙印，与传统儒家大异其趣。民国新儒家主要从西方科技、逻辑学、实验主义理论的角度，将墨学看作中国文化中最具西方文化色彩的部分，因此，他们一方面认为墨不如儒，认为墨学的缺陷与西方文化相同，从而对墨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批评，另一方面也像肯定西方文化那样，认为墨学有一定价值，主张以儒为主融墨。另外，民国新儒家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西方文化的笼罩，对墨子的伟大人格和救世牺牲精神进行高度评价。     

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宗教发展的新变迁

改革开放引发了中国较为深刻的全方位的社会转型,我国宗教领域也发生了巨大变迁,各宗教总体呈复苏发展之势,宗教的社会影响力日益增强,中华宗教生态圈的动态平衡面临新的调整,信教群众的结构显著变化,信徒的阶层分布均衡化,宗教传播方式日益多样化和现代化,宗教领域的矛盾也日益复杂.这些变化对我国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使我国国家治理尤其是宗教事务治理面临许多新的挑战.     

宗教多元主义条件下的社会团结如何可能?——哈贝马斯的思考及其启示

罗尔斯认为,宗教必须与政治截然分开。哈贝马斯则认为,宗教作为一种意义建构的世界观不可避免地会涉足公共领域,宗教也可以提供合理的、有价值的观点,但是宗教世界观在进入公共事务讨论之前要经过世俗化的"翻译"过程。哈贝马斯试图在世俗主义和宗教多元主义之间探索第三条道路——商谈伦理的道路。     

建构“公民—民族—宗教”间的“叠合认同”——以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对话为例

宗教对话是宗教界、学术界开展同一宗教内部不同派别之间、不同宗教信仰之间以及宗教与其他意识形态之间沟通、交流的活动。一般而言,宗教对话可分为教内对话、教际对话、圣(宗教)俗(社会)对话乃至宗教交往几个层面。本文所论耶伊对话,在强调宗教教义对话层面或宗教组织之间沟通活动的同时,亦特别关注以宗教信徒的行为及其所构成的交往关系,注重宗教之间交往互动的社会形式,注重考察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是否存在真实交往的可能性和社会空间。在此基础上探讨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交往的社会及公共性特征,建构一种与宗教对话并行不悖的"宗教交往论"。最重要的是在民族与宗教信仰方式之间建构和重构国家认同、公民认同、民族与宗教认同,将三种认同叠合在一起,同时又不丧失任一认同的固有特征,成就一种"公民——民族——宗教"之间的"叠合认同"方式。     

西方中世纪宗教与世俗二元文化影响下的声乐现象解析

作为Bel Canto声乐体系的萌芽期,西方中世纪时期的声乐艺术在宗教与世俗二元文化的作用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宗教文化中的声乐现象以服务宗教仪式为宗旨,以格里高利圣咏为中心,围绕对圣咏的修饰和扩展,逐步体现着作品体裁、表演形式以及歌唱技术的全面复杂化趋势。而世俗文化中的声乐现象在充分展示世俗文化特征的同时,又无法避免地接受强大宗教文化的浸染。二者在对立与并存中共同推动着Bel Canto声乐艺术的系统化构建,为Bel Canto声乐体系的主体形成提供了充分的素材。     

金元社会医疗的贡献力量及宗教文化特色

金元时期,多种医学力量参与社会医疗,应对疾患,有着明显的宗教医学文化特色。其中儒学与医学相互渗透,儒医成为社会医疗的中坚力量。道医是社会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佛医借医弘佛,普救众生,是不容忽视的医疗力量。儒、医、道、佛又常相互渗透,不可截然分离。回回医药参与社会医疗,极具异域文化特色,丰富了中医学的内容。也里可温教士的医疗服务相对局限,以官方医疗活动为主。原始宗教巫祝医疗盛行于民间,主要以精神疗法应对着医学尚无法解决的疾病现象。     

孔子前儒学思想的萌芽

儒家学派的创建者是孔丘，儒学的核心思想是仁，而仁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在孔丘之前儒学核心思想的仁学已经出现了萌芽，如公孙轩辕的‘以仁德服天下’，伊尹的儒学启蒙思想，以及周公旦的‘敬德保民’都对孔丘有着深刻的影响，所以我们认为孔丘的儒学是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而成的。     

梁漱溟的早年佛学著作及其新儒学思想综述

早年渴望进入北大深造 ,笃信佛学的青年——梁漱溟 ,以一篇哲学论文《究元决疑论》为媒 ,被破格聘为北大教授 ;初看破红尘几欲避入空门 ,然登上讲坛后却离佛归儒 ,经世务实 ;却又跳出儒家藩篱 ,汲取近代物质文明终成新儒学开山之祖。他一生思想历程极富多变传奇性色彩。他留下的学术成果至今值得后人参考。     

公元前后的国际环境对佛教传入中国的影响

公元前后的国际环境对佛教传入中国极为有利 ,这些有利条件包括 :频繁往来的世界性贸易的开展 ;统治者对佛教强有力的推行和保护 ;中外交通道路的通畅 ,这些都是佛教在中国初传得以成功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