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妥协换政改

政治体制改革的安全性问题已经成为决定政改能否启动的一个关键问题,这方面的种种顾虑成为阻碍政改的最大障碍。许多人认为,政改关系有关各方的根本利益,而这些利益又是对立的,所以政改不可能实现普遍共赢。这实际上是缺乏政治智慧的     

市场统一中国

我们都有一个家,她的名字叫中国。” 熟悉的歌曲,优美的旋律。 从东海之滨到天山脚下,自南海诸岛到黑龙江畔,亿万中国人的心曾为之激荡。     

台湾"宪政改革"的政治功能和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资产阶级民主宪政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是台湾地区不断进行"修宪"和"宪改"的内在动因。台湾地区"修宪"和"宪改"的主要政治功能,是"为因应国家统一前之需要",围绕着确立和巩固资产阶级民主宪政制度,实现政治转型、分配权力、配套制度、提高统治和管理效能。在"和平发展"成为两岸关系的主旨和价值取向的背景下,有必要重新审视台湾地区"宪改"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退出-呼吁机制与晚清宪政改革的失败

晚清宪政改革可以视为“中国由传统权威政治开始向近代民主政治转型的重要标志,也是近代中国谋求政治发展的最早尝试”。晚清宪政改革为什么会失败?为什么革命取代了立宪?本文运用了赫希曼“退出_呼吁机制”理论重新审视晚清宪政改革。     

清末宪政改革与清政府权威资源的流失

政治权威资源包括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政治权威的政治整合能力和政治权威的自身素质三个主要方面。清末宪政改革的目的是想通过改革以挽回因内外危机的挑战而不断流失的权威资源,但囿于自身的素质,没有能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整合,从而使其权威的合法性不断流失。     

危机中的变革:清末重塑国家认同的制度性选择

鸦片战争以降,在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国家侵略常态化的情况下,传统的中国认知体系开始了迫不得已的转变。在转变中,中国开始有意识地把自己放在由民族国家组成的近代国际政治体系中加以体认,逐步形成了"自我—他者"的认知框架。在这个认知体系中,如何重塑国家认同则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在每一次不平等条约签订后这种重塑国家认同的愿望则变得更加强烈和更为清晰。清末宪政改革就是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清政府迫于统治危机和社会压力而进行的旨在恢复濒临崩溃的统治秩序而进行的重建尝试。由于种种原因,这次通过制度选择以重构国家认同的尝试虽然遭到历史性的失败,但它对宪政理念的流行以及重塑国家认同的继续尝试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慈禧:“女人家”还是政治家

正慈禧当政时,正值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四方云扰幅裂,慈禧作为最终的决策者,固然要为中国一步步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悲惨命运负主要责任,但只要客观地对待史料,不难发现,其实在每一次事件初起时,慈禧的判断与决定大体上都是切合实际的,至少不那么糟糕,最后却总经不住耳边大言炎炎,小言詹詹,令她陷入惑乱,改变了初衷。总体说,在对内的问题上,慈禧较能坚持自己的定见,让事情朝好的方面发展,如洋务运动、     

英国御前大臣的历史与变革

御前大臣是英国历史最悠久的官职,但其职权从来就没有固定过,它一直随着英国政治的发展变化而变化。从国王的秘书,到所有政府部门的部长,再到精通司法的司法最高长官,最后在21世纪初演变为一个横跨立法、司法、行政、教会四权,以处理行政事务为主的资深内阁大臣。到本世纪初,御前大臣的事务繁多而复杂,难以处理。其集数权于一身的身份也与当今分权的政治观念严重冲突。在国内外政治与舆论压力之下,从2003年起,英国政府开始着手对御前大臣进行改革。最终御前大臣以头衔的形式继续存续于英国政治之中。     

台湾地区“宪政改革”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影响

台湾地区“宪政改革”的特点是：建立了所谓的“总统集权制”;逐渐背离“一中”原则。尽管经过7次“修宪”,台湾地区现行“完政”秩序中仍然存在“一个中国”的基本结构,这是国家统一的希望和基础。台湾地区从民主化进程一开始就存在着“宪政困境”：在国家统一之前,以台湾地区居民所拥有的部分“制宪权力”进行“宪改”,属于“违宪”,不具备合法性。不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而坚持所谓“台湾是主权国家”,这个“宪政困境”无解。“公投入宪”尽管设置了未来“修宪”的高门槛,但为“台独”分子彻底毁弃“一中”原则提供了可能性,这就是危险之所在,有可能会将台湾地区的“宪改”引向歧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