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瑛办学实践和意义探析

从清末到民国,动荡的中国政局波及到对汉传佛教的政策,特别是＂庙产兴学＂的提出,中国佛教界面临严峻的挑战。在新的环境中,圆瑛与时俱进,建立中华佛教总会,开佛教办学之先河,为动荡时期佛教适应社会发展,应对复杂形势开辟了一条行之有效的新路,也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作出有益探索,并因其独特性而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辛亥前后的浙东士绅与兴学活动

浙东地区素来文化发达,人才辈出,这与它历史上注重教育有很大的关系.清末国势衰危,改革呼声日高,为培养人才,各地纷纷开办新式学堂,其中以地方士绅举办的民立学堂占多数.此文分析了辛亥前后浙东士绅阶层的转变与兴学活动及其影响.     

卫三畏与美国早期的对华退款兴学计划

1858年中美签订赔偿条约,中国付给美国700,000美元损失赔偿费,所有的赔款付清后,还剩下二十多万美元余额。卫三畏提议用它在中国建一所学校,这是美国最早的退款兴学计划。该计划由于实施的条件不成熟而流产,但它表达了“用中国人的钱按美国方式教育中国优秀学生”的愿望,这种愿望对后来的庚子赔款兴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教育活动史域下魏晋南北朝的社会教化路径及实施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王朝更替频繁,社会剧烈震荡,但在教育文化传承上却有"反本开新"之功。当时,在社会教化活动上,承袭了两汉尊儒的教化传统,即通过立学设教、选拔奖励通经之士、祭奠先圣、提倡孝亲尊老等路径向民众渗透伦理观念;或通过颁布诏书、帝王帝后耕籍亲蚕、制定规程等方法来劝民勤于农桑;或通过下达政令、为政者以身作则、派员巡视等方法以化导民风民俗。另外,当时的社会认同和提倡佛法,通过求道成仙的佛道教化来引领民众的宗教信仰,这为隋唐以儒为主兼用佛道的社会教化政策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清末民初洛城改庙兴学

海城向属边疆重地。历代统治者都曾在此设治。文化底蕴深厚且独具特色。清初，海城已发展成“界址纵横百里”的“大邑”。其经济繁荣的同时，社会文化受内地影响也较为深远。在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封建社会，民众在无力改变生存现状时，通常把希望寄托在对各种宗教诸神、仙的崇拜上。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宣扬“轮回”、“隐忍”说的佛、道二教在统治阶级大力提倡下逐渐成封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在世俗化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被人们赋予了去灾捍患、庇佑福寿、诛罚恶人、预知未来等神秘功能，使得佛道二教更加深入人心。公元229年，佛教传入东北，     

干宝史学思想钩沉

受《周易》变易观的影响,干宝具有丰富的历史变化思想,这使他在剖析历史时能够深入事物发展的内部,获得一些迹近真理的认识。从维护国家的统治秩序出发,干宝非常重视学术的教化作用,极力崇儒贬玄。同时干宝也很重视历史的鉴戒作用,并从正反两个方面对西晋的统治进行了极为精辟地剖析。在历史编纂学方面,干宝也提出了一系列富有新意的主张,从而为史学在六朝间的繁荣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论禹之谟的革命思想和实践

禹之谟小时初具侠义思想,后来逐渐走上革命道路。他投身革命,成为近代湖南革命的重要领导者;他实业救国,成为近代湖南工业的卓越开拓者;他兴学育人,成为近代湖南新学运动的核心人物。     

西北大学区域定位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通过校史文献考证,意于廓清西北大学100多年来依托西北兴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脉络。认为关中—陕西—西北—西部—全国—世界的互逆循环过程或关系,表现了这种进化轨迹,尤其是其中作为“根”、“根据地”和“立足地”的陕西最为重要。这一思想,在清末酝酿,在民初大致成熟,在抗战时期得以实践和发展,建国以来有反复和调整,并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     

1949年以前海外潮人在本土捐资兴学概述

1949年以前,随着潮汕地区海外移民人数与经济实力的增长,侨资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潮汕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对本土公益事业的贡献上,潮侨捐资办学、助学蔚然成风,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捐资教育不再局限于原籍所在的小范围乡村,他们已关注到大范围的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