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接受中的主体性问题与巴赫金形象

我国学者在巴赫金的接受中经历了一个主体性从坚守到迷失的过程。巴赫金在我国接受过程中其理论的命名、接受话题的形成、所依据的知识谱系甚至问题意识，无不受到他者或西方眼光的左右，使他者或西方的眼光最后影响和决定着中国巴赫金形象的形成。我国的学者们最终没有形成自己的巴赫金形象，他们所接受的实际上是他人之镜中的巴赫金形象，进而使我国接受者在世界巴赫金接受的对话中失去了自己的声音。我国巴赫金接受中的主体性的丧失对我们而言，既是一种危机，同时也是一种建构新的主体性的机遇．     

从哲学角度论“话语”——巴赫金语言哲学研究

本文通过对巴赫金话语理论的剖析，揭示了这一理论关于人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哲学意蕴，阐明了它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意义。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走向与文学史观念的变迁

文学史研究涉及两大范畴的理论问题：文学与历史。本文回顾了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西方各理论流派关于“文史之争”的论述，并找出它们在理论上克服文史对立局面的观点，指出文学史研究的发展趋势必然促使人们从文化的角度重新审视人类语言、写作、文类、叙事方式等。     

小说的艺术性——巴赫金诗学思想渊源重议

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俄罗斯学术界普遍认识到,作为文学理论的传统诗学已跟不上文学发展的步伐,需要探索科学的新方法来揭示文学作为一门艺术的特殊性,由此涌现出彼此争鸣的诸多诗学流派,它们都延续诗学对象为"诗"的古希腊传统.在高扬史诗而贬抑小说艺术性的语境中,巴赫金以哲学-美学家身份涉足文学研究领域,以长篇小说为突破口,试图革新诗学研究范式,重新描述已被小说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他发现了长篇小说体裁不同于史诗来源的古代民间狂欢节文化渊源,找到了小说研究的对话主义方法论,借此进一步探讨了人文科学的对话哲学基础.巴赫金在研究小说时建构并完善自己的对话和狂欢化理论,主要并非政治上的苏联意识形态使然,而是符合其自身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唯其如此,他的诗学思想才会成为20世纪中后期活跃学术思维的重要刺激因素.     

论巴赫金表述诗学的建构

巴赫金的表述诗学以巴赫金思想的发展脉络为基础，经历了提出、发展、实践、完善、拓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表述与符号、话语、言语行为等要素之间的关系，显示了表述与巴赫金各个理论之间的联系。表述的内部所要建构的是由完整表述构成的表述整体。表述的外部作为一种独特的存在，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它在完整表述基础上形成，通过读者、听者、第三参与者的解读才能实现。     

狂欢化文学 ——对美国约瑟夫·海勒和英国戴维·洛奇作品的巴赫金论解读

巴赫金在他的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提出了狂欢化理论,即文学的狂欢化和双重性,这在当时引起很大轰动,这一理论也被称为世界文学领域的重大发现.英国作家戴维·洛奇曾深入研究巴赫金的理论,并运用在自己的创作中;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的作品也是黑色幽默加狂欢化风格.这两位作家都是英美文学领域的带头人物,以巴赫金的狂欢化文学存在论解读两位带头人物的作品,就可以理解狂欢化文学的基本特点.     

当巴赫金遇到福克纳——试用复调理论解析《我弥留之际》

福克纳的长篇小说《我弥留之际》在结构上与巴赫金的复调理论有极大相似之处,表现在主体性的建立与瓦解、对话性的外化与内隐、共时性的破碎与拼接以及未完性的终结与开启四个方面。在它们的相互碰撞中,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对《我弥留之际》的解读产生了显隐的作用。     

复调文论现代发展的维度:从有机性到聚合性

巴赫金复调文论的独到魅力就在于其有机要素的组建整体性和文本多样化中的自由统一性,这种魅力主要表现在:独立的超时间观、内聚焦型的叙事视角、以主人公意识为核心的对话模式以及有机性和聚合性的演变关系链。这种互补共存的嬗变轨迹对传统小说的创新革命、对现代小说的拓展和延伸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小说文学体裁的叙事格局在复调文论不断进化发展的启发下终于获得了无限更新的现实可能性和持续前进的理论依赖性。     

去"独白"的绝断与暧昧——论巴赫金的"复调小说"观

巴赫金的"复调小说"论虽然极力抨击独白主义,但他对"复调小说"的理想化、有机化却最终使其话语不能逃脱独白主义的窠臼.同时,对巴赫金的某些理论观点的质疑并不意味着对其理论价值的全盘否定,毋宁说,任何"理论大师"的每一个理论主张都需要得到更加审慎的、扎实的辨析与探询,否则我们永远只能处在疲于奔命、不知所谓的"理论跟风"中.     

双面的雅努斯--试析巴赫金美学人类学主体性的涵义问题

审美创造主体论是巴赫金美学思想的核心,涵义结构复杂,但这个结构整体上却有鲜明的特征一体双义.他既是外位整体的审美观照者/创造者,又因对他者的当下直观产生交互性的同情体验而成为一个形象化的客体性人物.反映在作品创造中,一方面他是一个不可论定者,同时又客体化为两付"面具",成为叙述人和主人公;另一方面,读者从作品整体的形式中能感受到他把握语言的艺术功力,而这一能力却来自大时代文化史的形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