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时期的惩办汉奸与南北统一

辛亥南北和议期间,对汉奸的口诛笔伐成为稳固新生政权和鼓吹北伐的重要方面。针对汉奸的宣传和行动,造成通过北伐将清朝统治地区的汉奸绳之以法的强大声势,对于那些仍然希望保留君主体制的政治势力产生了强烈冲击。包括强迫剪辫和追凶在内的惩奸行事引发北方一些报刊的非议,而从和议到统一,政坛波谲云诡,昔日的汉奸不断转身成为共和的元勋。时势变化引起汉奸判断尺度的差异,不但造成各地光复政权之间的裂痕,而且使得领袖与基层出现严重分歧。随着五族共和的实现,满奴汉奸的指称总体上趋于减少,"汉奸"一词逐渐回到卖国求荣的原意。     

诸葛亮北伐的争议及其才能质疑

诸葛亮北伐问题历史上一向争议很大,进而对诸葛亮的才能问题也众说纷纭。本文通过分析当时蜀汉与曹魏的形势对比、诸葛亮的北伐动机,指出无论在公在私,诸葛亮都有不得不北伐的动因;且在北伐战争的初期如果策略得当,的确有胜利的希望,而不能单纯以兵力数量为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导致诸葛亮北伐战争的失败有诸多原因,但诸葛亮个人军事才能的平庸以及用人上的失误的确是不可否认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治病到打鬼：整理国故运动的一条内在理路

以“反传统”著称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向“孔家店”发起激烈攻击后不久又转向对传统持相对肯定态度的整理国故,当时在新派内部就未形成充分的共识,后之研究者对此现象的诠释也相当多样化。除时代风气对学术的影响外,学术界对整理国故的诠释各异,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北伐后新派学者自身对整理国故的认知已与其发起时的原意相当不同：整理国故的主要提倡者胡适,在最初论证其正当性和必要性时,基本不存“打倒旧文化”之意,     

从军队政治工作看北伐时期国共关系的决裂

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关于政治工作的指示,成为中共党人加强在军队活动的依据。在托洛茨基等极左派的抨击下,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策略也日益左倾。在国民党牢固控制军事指挥权的背景下,政治工作与民众运动不仅未给中共带来福音,反而遭致官兵的怨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向共产党举起屠刀。鲜血反而洗清了共产党人的眼睛。痛定思痛,毛泽东得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结论。与国民党不同的是,中共的建军,突出政治工作,突出党的领导、军队的阶级性质和与底层民众的血肉联系。     

能审时势方成大事——权臣韩侂胄被函首安边的悲剧对当今领导的启示

在历史上,因为善于审时度势而做成大事的人大有人在,因不善于审时度势而失败的人也比比皆是,如南宋的韩侂胄.韩侂胄凭借皇亲的身份面见吴太后而在拥立宁宗的过程中立了大功,由此得到宁宗的信任,又因韩后得立而得到强大的内援.在此基础上,他在政治斗争中胜出而掌握大权,但最终却因没能对时势进行很好的把握而身首异处,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地方意识兴起与中国政治的区域化--北伐前夕中央与地方政治关系分析

北伐前夕,随着中央政权在直系及反直政治军事同盟之间交替,新的权力中心无法形成,中央政权名存实亡,地方自治思潮兴起,中国政治出现了明显区域化倾向.地方实力派纷纷实施与中央若即若离的区域性统治,所提出的政治口号体现了强烈的地方意识,由此形成了中央权力的弱小和地方权力的强大的政治格局.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权只能依靠各实力派之间的"均势"来维持统治.如果说,19世纪末,中国的地方主义是一种"分"是为了"合"的"中央方向上的地方主义",那么,此时的地方主义显然已经偏离了以前所具有的"中央方向"."三·一八"事件之后,中国事实上已处于无中央政府状态.这为广东国民政府北伐的成功,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条件.     

浅议诸葛亮的六出祈山

文中通过对诸葛亮六出岐山，北伐中原，由弱者主动向强者发动的一场战争，来分析其中的原因。看究竟是所谓的诸葛亮个人妄动干戈，穷兵黩武，自取灭亡，还是他在当时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所采取的骚扰敌人以消耗敌人的一种迫不得已的战略战术。     

论韩侂胄与开禧北伐

南宋重臣韩■胄领导的开禧北伐，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都作了较充分的准备，符合历史发展趋势，故能以胜利开始，但由于朝廷的腐朽、投降派的猖獗、主和派得势、秦桧余党的卑劣、内部的叛徒和用人不当等等原因，终以失败告终，故开禧北伐并非没有准备和自不量力，更不能把韩■胄当奸臣对待。     

关羽北伐与《隆中对》再探

关羽北伐是对《隆中对》思想实践的产物 ,失在时机的选择不当和退却不及。但刘备缺乏权变 ,丧失了对荆益二刘的取代先机 ,蜀汉汉中、东线、关羽三路军队未能统筹策应 ,诸葛亮前期不甚为刘备倚重 ,联盟破裂 ,是关羽北伐毁败的重要原因。随即刘备夷陵战败 ,诸葛亮治国的思想不得已由“跨有荆益”嬗变为渐取陇右、蚕食雍凉、东和孙吴的务实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