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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对杜拉斯的<情人>和卫慧的<上海宝贝>作一个比较性阅读.在笔者看来,两个文本都是描述异国恋的女性自传体叙述,都是关于边境和越境的寓言.但<情人>里的白种女孩和黄种男人的恋情被杜拉斯描绘为殖民者朝"下"的僭越,<上海宝贝>里的倪可和德国情人的性爱纠葛则被卫慧再现为被殖民者朝"上"的僭越.两位女主人公的种族身份差异不仅导致了文本中不同的权力关系组合,还带来了截然不同的阅读效果.通过对这些迥异的文本风景和读者反应的揭示,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省察父权制度在建构和控制女性生活边境方面的操作手段,以及当今第三世界女性所面临的深刻困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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