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栋的学术思想及其对乾嘉汉学的多重影响

在乾嘉早期,惠栋融个性、家学和时代思潮为一体开创了吴派汉学,成为乾嘉汉学的典范性人物,堪称一代师。他对于乾嘉学术乃至整个晚清学术的开创性贡献,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若经学则断推两汉＂的经学立场;二是＂识字审音乃知其义＂的训诂学方法;三是认为唐宋《易》《书》皆不足传,别立清代经典注疏之新体例;最后一点则是至关重要的,提出了以＂理欲相兼＂之理欲观为核心的一套新义理学。惠栋上述治学理念及思想主张,皆可视为乾嘉学术集大成者——戴震治学及其反理学思想之嚆矢。     

论惠栋易学的用证原则——兼驳梁启超对惠栋的学术评价

惠栋将“事不师古，即为杜撰”与“自我作古，不可以训”作为用证原则，强调了证据的同时性与真实性。惠栋并非主张“凡古必真，凡汉皆好”，他判断证据的真实标准就是合不合乎经书本义。     

东吴三惠研究述评

惠栋为汉学吴派宗主,其祖惠周惕、其父惠士奇于经学俱有造诣,号为东吴三惠.惠氏倡言汉学,为当时学术之风向标.但学界在研究中存在明显的"重皖轻吴"倾向.据林庆彰《乾嘉学术研究论著目录(1900-1993)》,录研究三惠论著仅16条,关于戴震的则多达361条.十余年来,三惠研究出现不少新成果,今作简要回顾,以资参考.     

论惠栋的循"理"观

惠栋认为,所谓理是人生活世界中本有的"伦理".它本于天道,是万物具有的分理,是具体的个体的理,它与后世所讲的理性不是同一个概念,而是人完整的情性,也是礼的根本所在.     

清代今文经学兴起考--以惠栋、戴震、张惠言为中心

本文从学术内在发展理路出发,通过对清代早期易学与公羊学、古文学者与今文学者相互之间关系的分析,将今文经学的发端追溯到惠栋、戴震等古文学者,从而揭示出清代今文经学不仅是政治刺激的结果,同时也是学术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     

略论惠栋重构汉学的方法

惠栋重构汉学的真实目的并非是为了简单的反宋复汉,而是为了揭示圣人的微言大义。正因为如此,惠栋运用了两种新的方法重构汉学,即“逻辑化的叙事方式”与“概念化的注解方式”,这两种方法实际也是整个朴学能够蔚为一大学术潮流的基础。     

惠栋“通经致用”思想及其学术转型意义

“通经致用”是传统儒学的基本价值观。惠栋是汉学吴派巨擘,系一代学风之际会,讲求“通经致用”。惠氏之“通经”,追求“明于古今,贯天人之理”,本诸“经之义存乎训”,恪守古训,尊崇汉学,确立了乾嘉汉学的治学典范;惠氏之“致用”,强调“天生之才,盖为时用”,慕汉代取士之法,求汉儒致用之方,带有较重的“以经术饰吏事”色彩。惠氏的“通经致用”思想代表了当时汉学家的普遍观念,反映了他们的学术旨趣与经世关怀。惠栋“通经”尚古文之说“,致用”引今文之法,调和古今的学术倾向是其经学实践的一种写照,同时也在一定意义上折射出清中后期由古文经学向今文经学学术转型之端倪。     

惠栋与汉学

惠栋在继承家学的同时 ,明确地倡扬汉学宗旨 ,积极反对宋学 ,转而研究遗存的汉代学说 ,惠栋也因此完成了研究范式的转换。他的追随者们将他的方法又运用到其他领域 ,成为“吴派”。由惠栋及其弟子们立“汉学”这一名目以后 ,才真正地出现了乾嘉式专守汉学的考据学研究——虽然乾嘉学术远不是“汉学”所能概括的     

惠栋易学的气论哲学向度——兼议《易微言》是否影响过戴震思想之争

清儒惠栋平生对汉代象数易学进行全面梳理考掘,但后世不少学者认为他在哲学义理方面无所成就。通过爬梳惠栋有关著作中的思想,可见他在接受汉易卦气说的同时,亦以汉儒“以气为元”的本体观念为哲学向度,并立足于此反思宋学的“天理”说,其义理观点非常明确且颇具特色。钱穆曾提出惠栋的《易微言》影响戴震思想之形成,此说迄今仍有争议。通过辨析二家著作体例和义理思考指向的相似性,及戴震本人思想转向的时间线索,乃至惠栋和戴震在气论哲学取向上的一致性,可证此说应能被谨慎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