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废弃的反现代化堡垒

渲泄内心深处被压抑的欲望，摆脱城市文明的压力，是《边城》创作的根本动机。这一动机说明《边城》的创作是一种抵抗，它意味着怀念湘西，更意味着抗拒现代化。在价值的固守与拒绝之间，充满诗情画意的《边城》成了一座没有硝烟的反现代化的战斗堡垒。《边城》凄惨的收尾真实地展示了现代化潮流冲击下的传统社会崩溃的命运，及人性的必然要求和它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不可能实现的悲剧，它是唱给残败的湘西的挽歌。在一段轻柔、平和、明快的牧歌般的思乡曲之后，作家背叛了情感，摧毁了“边城”，归依了现代化潮流，撤出了这座废弃的反现代化堡垒而在作品中唱出了抑郁、伤感、凝重的旋律为湘西传统农业社会送葬，实际上宣告了无法抗拒的历史理性对与生俱来的民族情感的一次胜利，也昭示了中华民族捐弃前嫌，为着湘西的重造和民族的新生而热切地呼唤现代化的宁馨儿。“边城”中所有的一切是现代化必然要颠覆甚至是已经颠覆了的。这座毫无科学价值的反现代化堡垒的审美价值在于：它的美学光辉照亮了偏远的湘西边城，照亮了黯然逝去的传统社会，它还将照耀着现代人寻找精神家园，追求人性的复归，直到它永远--因为“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思潮的冲突的二重性模式永远持续到将来。     

历史能动与宿命及其文化浮沉 ——评唐浩明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

唐浩明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塑造了一位与时代错位的理学名臣与治世能臣形象,谱写了一段风起云涌的奋斗历史,演绎了一出历史宿命与时代背景交织的动人心弦的时代悲剧;其人物生命的奋力撞击,历史风云的本真抒写,则在审美维度之外引发出对传统文化的辛酸回顾、深度考察与全面反思。     

贾母形象功能探析

本文从提供形象范式、彰显双重主题、营造叙事结构、强化审美信息这四个维度 ,对《红楼梦》中的贾母形象进行了审视 ,发现一部文学作品 ,特别是优秀之作 ,其中人物形象的功能绝不是单向 ,而是多元的。因此 ,对人物形象的功能加以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浅谈《长恨歌》的文化意蕴

白居易的《长恨歌》，就其诗的表层文化意蕴而言，指陈时事，表达作者在封建统治面临危机时希望以诗谏君，上达天听、下启愚顽，以鉴君主“惑色”废政；就诗的深层文化意蕴而言，作者以艺术真实对历史、人生、婚姻和爱情进行诗化剖折。《长恨歌》唱出了作者对唐朝盛世的咏调与哀挽，唱出了人生的无常、短暂，同时也有对爱情的赞叹以及对文士婚姻的反讽     

沉重与悲怆：乡土生存忧思的“大风歌”——评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腔》

贾平凹的新作《秦腔》，与他过去同样以故乡为题材的作品相比，有了更多的思想冲力和深度。小说直面逼视当下乡土生存图景，同时为乡村传统文化的没落唱出深情的挽歌，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以写实的笔法忧思乡土生存又运用了现代小说的技巧。     

米沃什诗中的时间与拯救

在米沃什漫长的创作生涯中，展现出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即时间和拯救。面对时间和时间带来的一切——变化，破坏，屠杀和死亡，米沃什感到惶恐，困惑，悲伤，甚至无能为力。但他没有忘记、也不曹放弃他诗人的职责：他所要做的一切，就是努力恢复过去和现在的联系。他的着眼点不仅仅是揭露罪行，而是探讨20世纪的历史和人性中善与恶，这就是他的诗中有着那么多的追问，并不断对自己进行反思、自责甚至忏悔的原因。     

浅析《墓园挽歌》

托马斯·格雷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一生只写过十余首诗,但都流传甚广。他的《墓园挽歌》以严谨的构思、精美的格式、老练且富于典故的风格、自选的措辞以及变形的词序成为广为传唱的佳作,堪称英国最著名的抒情诗。毫不夸张地说,格雷是18世纪中叶的主要诗人和浪漫主义运动的先驱。     

家族的挽歌--20世纪中国家族小说的第一道母题

家族的挽歌,作为20世纪中国家族小说的第一道母题,是以二元悖裂的状态构成的。这种悖裂主要表现为情与理的矛盾。正是在这种二元悖裂的状态中,20世纪中国家族小说在对衰落的家族献上挽歌的同时,也献上了人的解放之歌与生命的挽歌。人的解放之歌在人的精神与物质两个层面展开,形成了“颂歌”与“悲歌”两个类别,它们分别存在于20世纪前半叶与后半叶中国家族小说中。生命的挽歌主要在生命之美、生命之善、生命之真三个具有形而上意义的层面展开,它们的出现既是家族的挽歌这一母题二元悖裂的结果,又在客观上为家族挽歌的母题注入了更为丰富复杂的内容。     

哀婉宁静优雅的古典美——托马斯*格雷《墓园挽歌》赏析

墓园派诗人托马斯·格雷是 18世纪的英国诗歌大家 ,属于感伤主义 ,具有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特点。其代表作《墓园挽歌》展现出无穷的诗美。     

陶渊明挽歌诗研究

陶渊明挽歌诗是中古时期挽歌诗的巅峰。本文首先从陶渊明挽歌题目和其挽歌是否为临终属纩之作进行判断 ,在此基础上分析陶渊明挽歌诗在魏晋六朝挽歌诗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力图从挽歌与挽诗的角度阐发陶渊明挽歌诗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