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增“权”字：宋仁宗继位初年丁谓、王曾政争发覆

乾兴元年真宗驾崩,在起草“遗诏”时,是否于命刘太后“处分军国事”上增一“权”字,《宋史》两处记载截然相反,《王曾传》称王曾坚持添入“权”字,而《丁谓传》却云是丁谓“增以‘权’字”。据当时诸记载,可知《王曾传》的说法源自王曾之弟王皞,但其说法并未为北宋中期编纂《仁宗实录》《两朝国史》的史官所认可。本文通过辨析王曾、丁谓究竟谁欲于“遗诏”增一“权”字,揭示仁宗即位初年,王曾、丁谓政争之起因、过程以及其隐藏于文献记载背后之隐衷。     

孟知祥之顾命大臣的政治命运及后主前期的政争

后蜀高祖孟知祥临终时,选择了勋臣赵季良、赵廷隐、王处回、张公铎、李仁罕、侯弘实作为顾命大臣辅佐尚当冲龄的幼君孟昶,此6人均曾为后蜀的建国立过不世之功。但孟昶即位后为了加强皇权,和旧臣展开了持久的权力争夺,导致了旧臣们政治命运的升降沉浮。他们或被杀或被罢（当然也有的得以善终）,直至完全淡出政治舞台;而孟昶则起用了一批毫无政治远见的新贵,他们的一连串的决策失误无疑加速了后蜀的衰亡。     

从清廷政争看光绪五、六年中日琉球交涉

光绪五年至光绪六年,清廷内部政争激烈,发生于此时期的中日琉球交涉笼罩在其阴影之下。恭亲王奕?、沈桂芬主导的总理衙门与李鸿章共同掌控对日外交的话语权,形成清政府的对日外交底线,然而这一"同盟"在边防危机引发的政治博弈中瓦解:清流围绕"崇厚使俄案"展开搏击,造成原有中央决策系统的撕裂,为更好处理对俄关系,两宫太后引惇亲王、醇亲王、潘祖荫与翁同龢进入决策班底,并启用南书房作为临时办公地,还命四人参与对琉球分割条约的会商,导致恭亲王、沈桂芬一系的决策权受到挑战;与此同时,李鸿章与沈桂芬渐行渐远,由支持草签琉球分割条约转向上奏反对,并获得淮系疆臣的支持。最终,琉球分割条约被废止。     

战后收复区反甄审运动的历史地位

在战后收复区反甄审运动中,国民政府进退失据,政治权威逐渐式微;而中共地下组织顺势介入并成功扩张声势。就在这种政治格局的变动中,国共政争初见分晓。同时,学生运动的走向也开始发生变化,从依靠政府争取正当权益开始转向反政府的立场。因此,该运动成为战后国共政争和学生运动的转折点。     

试论辽朝前期的政争与封建化的关系

从 1 0世纪初至 1 2世纪 2 0年代 ,契丹族在我国北方建立的辽政权经历了由奴隶制到封建制的发展阶段 ,但辽朝封建化道路曲折复杂 ,本文依据当时史事 ,围绕辽朝前期的政争 ,探讨辽朝封建化进程。阿保机死后 ,皇位继承权问题是辽朝前期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 ,围绕皇位继承而展开的不同集团和不同派系的斗争 ,虽然与辽朝历史上形成的家族世选制有密切关系 ,但其深层的原因乃是封建制与奴隶制的深刻矛盾所导致。因此 ,对辽朝前期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一些问题 ,有必要做一番探讨。     

翰林学士与北宋熙宁变法

宋神宗熙宁时期,翰林学士对熙宁政局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主张变法的王安石是以翰林学士的身份获得神宗的赏识,最终而为参知政事.另一翰林学士司马光,则自始至终代表守旧派,反对熙宁变法.翰林学士分成两大阵营,一派主张变法,拜相前的王安石,作为翰林学士,他是代表人物,其他主要人物则有吕惠卿、曾布、元绛、邓绾等人;另一派则反对变法,翰林学士司马光为其代表,其他主要人物尚有范镇、滕甫、郑獬、吴充、吕公著、杨绘、韩维等人.两大阵营政争的结果,守旧派落下风.王安石的第一次罢相后,其阵营中的翰林学士也出现分化,对熙宁变法产生过严重的消极影响;至其第二次为相,翰林学士所能发挥的作用已经很有限.     

南朝宋文帝初年政争与禁卫军权

宋文帝初年政争与禁卫军权有密切关系。宋文帝入主建康的前后,以其藩邸心腹旧臣琅邪王氏王华等为决策咨询机构长官兼任高级禁卫武官。宋文帝与旧辅政大臣徐羡之等人在任命中领军一事上首先发生冲突,宋文帝任命到彦之为中领军,以荆州及南蛮府旧部作为禁卫军之主力。控制宫城禁卫军权并进行了一系列人事调整之后,宋文帝又采取措施消灭了辅政大臣,将朝政决策权和荆州军政大权收归己手。宋文帝拉拢檀道济,将其从旧辅阵营中瓦解出来,使得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彻底改变。元嘉三年六月,宋文帝即位后第三次调整高级禁卫武官,以其藩邸幕府首佐、最为倚重的亲信大臣右卫将军王华为中护军,实际掌控了禁卫军权。     

《中华民国接收北方各省统治权办法案》与民初政争

武昌起义爆发后,南北出现两种不同省官制并行的局面。1912年南北通过和议实现统一,直隶籍临时参议员谷钟秀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提出《中华民国接收北方各省统治权办法案》,有意将南方独立各省逐渐建立起来的省官制在北方未独立各省加以实施。该案虽未正式颁行,相关各方却基于各自考量,对其做出不同反应。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南京方面出于限制其权势、保存革命成果的考虑,积极介入《接收案》的落地。但最终结果,却是袁世凯利用当时有利形势,通过强硬态度及灵活的政治手腕,将《接收案》彻底否决。     

辩论、政争与宪政之道──读《失败的遗产:中华首届国会制宪,1913-1923》

张灏教授曾指出,清末民初(1895～1920)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转型时代,在此期间,一方面的变化是中国文化取向的危机,另一方面则是新的思想论域的出现[1].其实,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而言,清末民初又何尝不是一个转型时代呢?     

辩论、政争与宪政之道——读《失败的遗产：中华首届国会制宪，1913--1923））

张灏教授曾指出,清末民初（1895-1920）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转型时代,在此期间,一方面的变化是中国文化取向的危机,另一方面则是新的思想论域的出现①。其实,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而言,清末民初又何尝不是一个转型时代呢？政治危机固然构成其中的一个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