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理性与审美救赎——中、西现代戏剧“现代性”比较

19世纪后期20世纪上半叶的东、西方现代戏剧,都把目光不约而同地锁定在人类社会所普遍面临的现代性问题上。虽然同样是关注人类社会的现代性困惑,中、西方现代戏剧各自的“现代性”呈现出的却是不同的文化品格。中国现代戏剧履行着“启蒙救亡”的社会职责,而西方现代戏剧则实践     

抗战期间邹韬奋的民主政治观

作为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新闻工作者和政论家,邹韬奋为中国新闻出版事业和民主政治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从民意机关、民权、党派三个方面来论述其民主政治观。针对民意机关,邹韬奋认为必须由人民自己选出来,而不是随便由人指定的人民代表组成,在此基础上,才能产生真正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对于民权,他认为人民的民权表现为人民在法律面前平等、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和普选权,而人身自由是无须说明的,并提出政府和人民应该共同努力以保障民权;而其政治观更具时代特色,邹韬奋指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全国各政党的共同要求、共同利益,因此团结各党派才能集中全国力量以取得抗战胜利,为此就要实现党派平等,保障各党派的政治权力,并取消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现民主政治。     

抗战时期大后方美术中心的成因

抗战时期 ,众多的美术团体、院校和美术家 ,迁徙至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 ,使大后方成为战时美术最为活跃的区域。这一局面的形成 ,不仅与四川特殊的地理环境为美术家提供了相对安稳的生活创作条件有关 ,更重要的是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特别是中共南方局对抗日美术运动的关注与支持 ,为美术的繁荣营造了必要的政治氛围。美术家们在救亡旗帜的引导下 ,创作热情高涨 ,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写下了绚丽的篇章     

启蒙与责任——康德和"五四"思想家的启蒙观

人们对现代性的批判常常导向对理性和启蒙的批判,认为启蒙运动就是理性运动。其实,这是一个普遍的误解。康德的启蒙概念不仅与理性、而且与责任有关,既指理性的启蒙,又指责任的启蒙。启蒙理性是负责任的理性。康德和“五四”思想家分别代表了两种启蒙观,即形式性的启蒙观和实质性的启蒙观,前者注重理性的负责任地运用,后者注重理性运用的责任目的,即为民族国家负责。在现代中国,实质性的启蒙观念与救亡观念具有某种共生性,责任是连接启蒙与救亡的中介。进入21世纪,中国的现代性任务已经从救国救亡向富国强民转移,与此相应,当代启蒙事业的方向也应该发生转换从实质性启蒙转向形式性启蒙。     

东北救亡人士与西安事变

九一八事变后,被迫流亡入关的东北各阶层爱国人士自发地组织起来,开展以"收复东北失地、打回老家去"为宗旨的东北救亡运动.东北救亡人士为东北救亡运动的重要领导者与参与者,他们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引下,争取张学良的思想发生转变,沟通张学良、杨虎城之间的关系,促使他们下定"兵谏"的决心,发动了转变历史的惊人之举,其历史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清季汉译西洋史教科书初探

清季汉译西洋史教科书是中国近代史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末为解决学堂教科书剧缺矛盾 ,翻译了大量西洋史教科书 ,这些教科书不仅对当时学堂的历史教育 ,对改造普通中国人的“世界”观 ,而且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初年的新史学思潮 ,都有重要的影响。在中国近代社会的特殊语境中 ,汉译西洋史教科书还具有“救亡”的资鉴意义 ,表现出了强烈的功利色彩。     

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路径选择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文化进入“千年未遇之变局”，这一变局至今尚未完成结束。中国的文学理论与中国其他学术领域一样，一方面面对几千年来积累沉淀的学术资源、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失效和断裂；另一方面则遭遇到西方现代文明及其学术思想的冲击。从“体用之争”到“科玄之争”，从“启蒙”的呼唤到“救亡”的变奏，从“苏联模式”到“西学新潮”，     

"救亡压倒启蒙论"的学术演进

李泽厚"救亡压倒启蒙"的学术体系推动了海内外学术界对改良与革命、"告别革命"、辛亥革命及激进主义的讨论.李泽厚对百年中国的"文化解读"为我们提供了一副从不同视角反思百年中国历史的思想图景,体现了其走出"革命崇拜",祈求改良的发展思路,也促使我们对文化与政治的关系进行深入地思考.     

从现代性的基础看两种启蒙及其历史表现

作为现代性之基础——资本的世界历史确证——本身包含两个恰相反对的层面——交换价值与人的主体性生产活动,与之相应,启蒙也就呈现出两种态势——确证性启蒙与批判性启蒙。两种启蒙在西方和东方都有体现。中国的两种启蒙正是现代性内在矛盾的现实开展,这也是中国的现代化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原因所在。从长远看,中国不存在救亡压倒启蒙。     

近代文化嬗变中“新音乐”的发展历程

中国近代史上的新音乐运动 ,起步于依声 (外国曲调 )填词的学堂乐歌 ,发展于五四以后“新国民乐派”的声乐、器乐和歌舞形式 ,而成熟于抗战时期的全民歌咏运动。在此历程中 ,新音乐逐渐找到“乐”的时代脉搏和民族本根 ,并且在中国社会动员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