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诞生神话表微

两宋典籍所载宋太祖诞生神话,其五个主要情节除了必不可少的感生元素,显系因袭前代帝王而造作,其主体部分“胞衣如菡萏”及“异香”的情节,则是中古时期极为发达民俗信仰“莲花化生”的反映.由这一诞生神话包含民俗信仰色彩的独特性格,以及宋初的政治情势,可知其流布于太祖登位之初.五代动荡造成空前的合法性危机,使传统的合法性资源顿减,后周灭佛运动则留下了宗教恐怖的氛围.与之匹配的是带有佛教色彩的宋朝开国神话大量涌现,宋太祖诞生神话为之代表,并与之共同形成宋初政权重建合法性信仰的最初努力.     

李觏与佛教

李觏佛教思想具有双重性，既有排佛的一面，也有容佛的一面。排佛主要表现在两个领域，一是以经济建设、财富积累和社会秩序为内容的物质领域，一是儒家礼治伦理领域；容佛主要表现在对佛教某些教义、佛教教化功能的肯定。李觏佛教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其特点，是颇有启示的。     

爱的憧憬与“好色”情调——由川端康成孤儿的情感说起

少女光洁的肌肤、纯洁的心灵和母性的温情是孤儿川端的“救世主”,在感官与纯洁、母性与少女之间川端作品中出现了美女与佛的结合,进而形成了其文学中感官因圣洁而得到净化的“好色”情调。因此,从内在的形成原因来看,川端文学的“好色”情调是其诗化了的孤儿的缺失体验。     

钱谦益奉佛之前后因缘及其意义

钱钟书指斥钱谦益以明朝旧臣投靠清廷,借奉佛以“隐愧丧节”,论定牧斋昌言佞佛,非真奉佛,不过借佛门中人事以“浇块垒”、“自明衷曲”而已。此说并不周全,钱谦益生长于佛教气氛极浓厚之家庭,自其祖辈起,大都崇奉三宝,故钱谦益自童时即习知奉佛,亦常理中事。另外,其常熟宗族中与钱谦益至亲之顾氏、瞿氏及严氏,皆礼佛虔敬之甚。因此可知钱谦益入清前即奉佛,他并非借奉佛而隐瞒投清之隐情。钱谦益对时政之评论,往往于偈佛护法之文字中发微,其要义有三:人主之奉佛与否,与国运之盛衰密不可分;士大夫之谋人军师国邑者,应效佛门僧徒谋浮屠塔庙之诚;为重臣者,宜以明初文臣宋濂之以佛法事太祖为典范。     

严复:在决定论与自由意志论之间——对史华慈严复研究的一个检讨

史华慈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以为严复作<天演论>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反驳赫胥黎,替斯宾塞辩护,是不能成立的.这涉及到严复令史华慈大感困惑的一点:在决定论和唯意志论之间游移.这多少是因为史华慈深谙西方哲学中决定论和唯意志论的对立,而对中国哲学中从荀子到刘禹锡、柳宗元等,在传统的"天人之辩"上,主张"天人相分"的传统缺乏深入的了解,而严复恰恰是继承了这一传统.严复的理路,还可以在儒佛乃至民间心理中寻找到更多的依据,而史华慈所说的"力本论"其实是其一贯之道.     

儒佛相通——由境界形而上学谈起

对于儒家和佛家来说，不存在一个外在的超越者。真正的儒和真正的佛乃是“内在超越”意义上的存在者，这种“内在超越”者不是远离人而存在的，而是存在于人的“心”中，存在于人的“性”中，存在于人的境界当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儒佛是相通的，它们皆属于境界形而上学之列。     

从“宗教”的本义看李提摩太之佛耶对话观

作为信仰的一种“此在”的历史性表达形式,“诸宗教”的形成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环境和个体因素的影响。鉴于此,我们回到“宗教”之本义,并在此视域下分析李提摩太之佛耶对话思想。李提摩太之佛耶对话的主体并非两种“具体化”后的制度性宗教,因此,李氏之佛耶对话并非“援佛入耶”的“置换模式”,而是以上帝之国在世界的建立为目标、以治理世间之苦难与罪为途径的对话模式。     

明代天主教传教士斥佛原因探析——以利玛窦为例

明代天主教传教士在传教的过程中,面对佛教的竞争,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采取了批评佛教的传教策略。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明代末年发起对的理学清算浪潮,为传教士的斥佛提供了学术背景;二是佛教管理混乱,时有僧人行不法之事;三是天主教与佛教的教义相悖,无法调和。以上三点,为传教士抨击佛教提供了事实和理论上的依据。     

柳宗元《乘桴说》与《天爵论》述义——兼论柳宗元“统合儒释”的复杂性

柳宗元对儒学和佛学都有较深修养,对"统合儒释"也有高度自觉。学界对"统合儒释"的方式的讨论较多地偏向于柳宗元所自述的范围,即以儒学为本位裁量佛教、对佛教进行抉择,可概括为"援儒入佛";但"援佛入儒"这种更具时代性和创造性的方式也存在于柳宗元的思想成果中。《乘桴说》体现了重视心性的倾向和新颖的儒学阐释之风;《天爵论》重视智识和意志的思想是受到佛教影响的同时对儒学传统的重新发掘和塑造。二文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援佛入儒"的特点,也体现出"统合儒释"的创新性和深度,在中唐具有重要的学术和思想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