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我国税收征管法律制度的改良路径

我国传统自然人税源管理制度和国际税收管辖权划分规则因经济数字化冲击暴露出既存缺陷。通过借鉴域外国家和国际合作组织的税制改革措施和提案，我国可尝试建立自然人数字税务账户，完善自然人纳税申报制度，并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修缮配套税收征管法律。同时，根据国际税收环境的变化分别采取短期、远期方案构建数字服务税制，引入数据存在原则作为判别常设机构的新标准，并重新考量利润分配的要素权重，以防止数据价值流失，维护国家税收主权。     

人才振兴背景下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缘由和影响因素分析

志愿服务乡村是社会参与人才振兴战略的重要方式,大学生在其中承担着重要角色。“乡愁文化”和“社会理性”是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缘由所在;性别、年级、学校类型、了解程度和志愿组织对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有显著影响。大学生志愿服务的着力点在于智力支持且具有文教活动倾向性,但也存在意愿与行动脱节、认知流于表面、能动性不强、缺乏思想引领以及对小微志愿组织的支持缺位等问题。乡愁文化嵌入大学文化、引入激励机制、打造志愿组织“大家庭”、牢守宣传育人“主阵地”、强化智力支持优势、补齐理论技能短板、关爱“小微组织”成长、构建“三位一体”支撑体系等可有效优化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     

类型化视域下自然保护地立法的制度建构

自然保护地在维持生态平衡,实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地的主导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供给存在一定差异.《自然保护地法》立法工作须依赖理论上对自然保护地的类型化,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对应型的规划建设、运营管理等方面的具体制度.因此,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供给的空间差异,可以将当前相互重叠、缺乏体系的自然保护地划分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自然保护小区等四种类型,搭建"1部基础法律+4部类型化条例(或法律)"的自然保护地法律体系,并可以通过体系化公法、私法制度工具强化自然保护地的有效治理.     

环境冲突中的原因分析:资源、利益与信息

从冲突本身切入分析环境冲突,并从资源、利益与信息三个方面对环境冲突的原因进行分析与探讨.通过分析陕西凤翔血铅事件和广东茂名芳烃(PX)项目事件两大案例,研究环境冲突发生的两条基本路径:一是污染冲突中资源稀缺到利益冲突的直接路径,也就是已经形成的环境污染带来的直接利益冲突;二是邻避冲突中资源稀缺通过信息闭塞导致可感知利益冲突的间接路径,也就是环境污染尚未形成,但是存在可感知的利益冲突.以此来解释资源、利益与信息在诱发环境冲突中的互动机制.研究认为,环境冲突研究的预防也应当以此为切入点,着力构建和完善参与机制、协商机制和信任机制.     

多措并举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的实践探索——以安徽理工大学为例

受经济下行和疫情影响,毕业生求职困难增多,就业形势复杂严峻.为应对毕业生"就业慢""择业难"等现象,安徽理工大学勇谋善为,把居"六稳""六保"首位的就业工作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线上线下精准发力,主动出击联络资源,突出重点精准帮扶,创新奖励激发信心,开展就业"百日攻坚"集中推进行动,以一系列强而有力的"组合拳"为毕业生顺利就业保驾护航.     

刍议如何为领导决策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服务

信息工作是企业领导的耳目，科学决策的参谋，解决问题的助手，联系群众的桥梁。信息工作人员要善于捕捉与收集信息、提炼与挖掘信息、优化和撰写信息，进一步增强办公室的信息服务能力，做好信息服务工作，为领导的科学决策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服务。     

公众参与——化解“邻避冲突”的新途径

政府积极与民众进行交流和沟通,找到一个妥善解决问题的方案,方可实现“双赢”。“邻避冲突”的内涵与特征“邻避”(Not In My Backyard,NIMBY)一词起源于西方,是美国学者O’Hare在1977年最先提出的。主要是指社区居民害怕核电站、垃圾处理站等产生的环境风险,反对设置这类公共设施,称之为“邻避设施”(李永展《邻避症候群之解析》,《都市与计划》,1997年第1期)。而因这类设施引发的抗争就演变为“邻避冲突”、“邻避     

浅谈绿色设计

随着社会的发展，设计已经融入了到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环节，设计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小到单个物件，多到大的空间、商场，都离不开设计。而设计给生活带来了美丽，带来了便捷，但也伴随这一些不和谐的因素。人类在影响这着自然环境。人类与环境相互影响和作用。从工业革命后，加速了资源、能源的消耗，并对地球的生态平衡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人类与环境的发展出现了不和谐的因素。工业设计的商业化，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在这种情况下，设计者们不得不思考自己的职责和对社会的责任。绿色设计越来越得到广泛的关注。     

论大众传媒的环境监督优势及其功能的优化

在环保工作中,仅靠系统的内部监督,很难将环保工作中的问题全部查找出来。大众传媒在环境监督方面具有公共性、公益性、时效性、跨区域调查、利益相对无涉的优势,可以补救环保系统内部监督的不足。提高环境新闻报道的专业性,注重环境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发挥公民及环境记者的监督参与作用可以优化大众传媒的环境监督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