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历程视角下婴幼儿照料对母亲收入的影响研究

“母职惩罚”现象不仅存在婴幼儿照料事件发生的当期,还存在于母亲的后期职业发展过程。利用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基于生命历程视角,分析婴幼儿照料经历对母亲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婴幼儿照料经历对母亲后期收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发生的可能路径在于早期照料经历使得职业中断可能性提升,同时这种负向影响表现出随着婴幼儿照料活动发生时长的推移呈现“先增强后减弱”的趋势。进一步分析表明,照料婴幼儿对母亲后期收入的负向效应并未呈现世代差异性,但是表现出部分区域差异性。文章验证了从生命历程视角理解婴幼儿照料对母亲收入的重要意义,指出积极的生育支持政策应贯穿女性的整个生命历程,从而有助于释放母亲群体充分就业的性别红利效应和潜在的再生育潜力。     

论《金色笔记》中的女性异化

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是父权制度,女性异化是资本主义父权制的必然产物,女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主要被异化成三种身份:性伴侣、母亲和妻子。《金色笔记》是多丽丝.莱辛的第二部小说,主要记录了女主人公安娜的生活经验,揭示了包括女性在内的整个社会群体的分裂。安娜的精神混乱状态是资本主义社会女性异化的最终结果,这种异化具体体现在性体验、母职和精神智力三个层面,对这三个层面的深入分析有助于探索女性的最终解放途径。     

母职的想象：城市女性的产前检查、身体经验与主体性

现代医疗技术的变迁深刻地影响了城市女性的母职体验。在健康的重要性成为现代社会主要特点的情境之下,产前检查已经成为一项孕妇必须承担的健康新伦理,并形塑了孕妇独有的母职经验。本文基于作者在一座中等城市的妇幼保健院历时半年多的民族志观察所获资料和以阿霞的身体经验为个案的深度剖析,揭示了在健康话语占主导地位的医疗化社会中,城市女性是如何在产检过程中体验母职的。文章指出,医疗技术的干预使孕妇自身的身体经验被不断贬低,并屈从于医学话语的建构,而不是由女性自己言说,怀孕的身体亦被医学凝视所客体化并失去其自身的主体性,母职的体验也因此变成了一种经由现代医学健康方案所主导的想象。     

信息沟通技术与母职 一项关于香港菲佣的实证研究(英文)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跨国移民的增多，跨国母亲已经成为家庭研究和性别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香港的菲律宾家庭佣工，作为香港一个庞大的跨国母亲群体，近年来也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本文探讨香港的菲佣，作为跨国母亲，如何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沟通技术（手机和因特网）重新建构她们的母职。本文基于笔者于2010年在香港进行的定性研究获得的资料，从两个层面探讨现代化信息沟通技术与母职建构之间的关系：（1）香港的菲佣如何利用手机和因特网所带来的便利沟通为他们远在菲律宾的孩子提供情感支持和帮助；（2）香港的菲佣如何利用现代化信息沟通技术教育并指导孩子的成长与发展。通过比较信息沟通技术在香港普及前后菲佣的母职建构方式，我们发现，频繁且便利的远程通讯使得跨国母亲们能够克服地理隔绝带来的不便，为她们的孩子建构一种母亲的‘虚拟在场’。通过这种‘虚拟在场’，跨国母亲们从情感和道德两个层面履行其母亲职责。在情感层面，菲佣们利用手机和因特网传达她们对孩子的关心和问候、为生病的孩子提供情感支持、并且为孩子们解决实际的问题；在道德和教育层面，菲佣们利用现代沟通技术指导孩子的功课、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并对孩子们的一些不良行为进行教导和规训，不仅重新建构了她们的母职，而且为“母职”一词提供了新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