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通知—删除"规则的性质——以平台自治为视角

"通知—删除"规则的法律条文并没有赋予平台自治的空间,但是平台自治的需求已经"凸显".免责条款理论表面上能保障平台自治,但是并不符合我国的实际.归责条款理论是我国的通说,其扼杀了平台自治的空间,司法实践对此虽有调和,但是难以济事.我国的"通知—删除"规则系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其在性质上仅仅是行为标准.在侵权行为的认定上,违反"通知—删除"规则的情形并非侵权的充分条件.事实上,这一行为标准的违反在侵权法上的意义仅仅作为主观过错的证据,电商平台可以反证其不具有过错.司法实践中亦有区别对待"通知—删除"规则的违反和侵权之认定的做法.明晰此点方可保障平台自治,同时亦实现电商平台对用户监管之目的.     

网络服务提供者著作权侵权中的双重注意义务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对原有通知删除规则进行了科学修正，但事前保护缺位与事后救济程序失范的问题仍然存在。随着网络服务提供者完成角色转型和技术升级，其作为网络侵权风险的控制者和参与者，有必要且有能力承担未通知阶段的主动预防义务和已通知阶段的证明材料审查义务，以弥补著作权保护和用户利益保护的漏洞。双重注意义务应分别与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侵权危险的预期和控制能力以及材料审查能力相适应。未通知阶段之注意义务以技术措施为主要履行方式，其注意标准的认定应综合考量技术水平、服务类型、内容介入程度、是否直接获取收益等要素，未尽该注意义务仅为过错认定的考量因素而非唯一标准，并不必然导致侵权责任。已通知阶段之注意义务仅限于对提交的证明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和有限的实质审查，尽到此注意义务的，可以免于承担侵权责任。     

浅析宋代息讼观下的民事调处

宋代民事诉讼中,受到"息讼"思想的影响,审判官们往往把"息讼"作为司法审判的价值取向和终极目标。调处成为息讼的主要手段,可为今日构建中国法治之路所借鉴。     

医惠纠纷：社区百姓采远的痛

2001年4月17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理达了一份民事判决书撤销上海市某区法院的一审判决，被告某区中心医院赔偿原告潘先生各项人身赔偿费15．6万余元。一场打了4年的人身损害赔偿官司，终于在新世纪的第一年有了结果，法律还了患者一个公道。     

浅析民事调解制度的作用与重塑

民事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中最具中国特色的制度,长期以来受到立法与司法的重视,其具有提高办案效率,有利于案件执行,促进纠纷双方当事人团结的优势,在当今社会矛盾日益增多的形势下作用不可低估。但随着社会主义法制的日益完善,调解制度日渐暴露出调解原则不合理,程序不规范,调审合一暗含强制,对民事权利保护不力等弊端。为此,必须借鉴国外优秀的法律文化,认真总结丰富的调解实践经验,从完善调解程序,实行调审分离,尊重当事人处分权,建立当事人主义的调解模式,注意与人民调解相衔接等多方面入手,重塑顺应当今社会需要的民事调解制度。     

关于改革我国陪审制度的几点建议

陪审制度的发展并不一帆风顺 ,在实践中存在着诸多问题 :主要表现在陪审制度的作用没有得到发挥 ;陪审形同虚设 ;不注重陪审人员素质 ;陪审意识淡薄 ;名为陪审实为“陪衬” ,使陪审成为摆设 ,可有可无 ;人民陪审制的作用逐渐被淡化。于是 ,有人主张取消人民陪审制度 ,有人主张照搬西方的陪审团模式。本文就此提出关于完善我国陪审制度的几点建议     

我国民事审级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比较法学视角下的分析

比较分析中国、日本、德国、美国、法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事审级制度可以看出我国审级制度中存在的弊端。实际上 ,实行有条件的三审终审制更具合理性。为此 ,我国原有的两审终审制必须加以改革 ,那就是实行以两审终审为原则、以三审终审为例外的民事审级制度。     

《圣经》与《可兰经》：圣书之争

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虔诚的信教者”。他们都相信这些圣书所记载的东西都曾经真实地发生过，因此他们觉得自己有责任广布教义，让全世界的善男信女都信奉主的教诲。（犹太人是第三类人，他们不信神不信教，不觉得他们有同样的责任和义务。）     

寻求法律服务 一看二问三委托

消费者进行这类诉讼时首先要明确索赔对象:在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可向销售者或服务者要求赔偿,若在展销会上和租赁柜台遇上这种情况,且展销会结束或柜台租赁期满后,可向展销会举办者或柜台出租者要求赔偿。打这类官司最关键的问题是证据。消费者在诉讼中应当向法院提供以下证据:一是反映当事人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如商品的购货发票、接受服务的票据、保管合同等;二是反映损害事实存在的证据,如鉴定资料等;三是能够证明经济损失情况的证据,如损失清单、医疗处方、发票等。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时,一定要向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