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沪上文坛独特的“新感觉”--南洋华侨作家黑婴的“乡愁”书写

史称“新感觉派”后起之秀的黑婴是唯一一位跻身于1930年代中国主流文坛的南洋华侨作家。这位生于荷印棉兰，长于广东梅县，深造于“魔都”上海的新一代南洋华侨，在“民国时态”浓郁的南洋氛围中登陆沪上文坛。在此跨文化的激烈碰撞与深度融合中，黑婴经由“乡愁”的激发与引领，讲述了新一代南洋华侨青年的苦难、迷惘以及艰难的蜕变。今天看来，这种包含着独特生命体验和丰富历史痛感的文化乡愁，正是南侨作家黑婴在“华文文学”和“海派文学”的脉络之外，贡献给中国现代文学真正而独特的“新感觉”。     

民国学界对于国际移民和国内移民的研究——以《东方杂志》刊载的文章为考察中心

20世纪上半叶,整个世界都处于板荡不安之中,移民问题成为各国学界关注和讨论的重要问题。但在目前的相关研究中,民国学者的已有成果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囿于相关资料的缺乏,关于这一时期国际移民的研究较为稀少,而有关国内移民问题的专题研究也不多见,其引用的材料主要来自过去的地方志、档案、统计资料等,对当时期刊杂志的研究成果征引较少。通过梳理民国时期最大的综合性刊物《东方杂志》前后45年所刊文章,既有助于了解这一时期移民问题的现象与事实,也便于总结民国学者的研究路径与方法特点,对于新时代的移民治理和移民研究,也有所裨益和启发。     

社会变迁视角下的民国丧葬礼俗变革

由于社会的变迁,民国时期的丧葬礼俗变革不只是表现形式的变化,更主要的是动摇了丧葬礼俗的伦理精神,由原来维护"亲亲、尊尊"的等级制度过渡到体现民主科学精神,它是一种制度革命,还是一种身体革命,是四千年来的一次巨变。它既是民主科学文化理念的体现,也是民主共和政治观念的巩固。从此,丧葬开始由身份性转向经济性,由礼制走向民俗,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民国初期妇女的公民权

20世纪初发生于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但标榜“男女平等”的资产阶级在革命成功后并没有给其同盟军——资产阶级妇女以平等的权利,这正反映了资产阶级政权的实质,它仍是大地主、大资产阶段的政权,是以男权为中心的政权。     

民国防区制时代四川的反缠足努力

民国四川的缠足状况与不缠足努力甚少为学界关注 ,本文依据地方档案和报刊资料 ,初步重建 1917- 1935年四川“防区制时代”以官方为主的反缠足努力 ,并通过考察此后四川妇女的缠足情况来验证反缠足努力之成效 ,希望能对整个近代四川不缠足运动的大致进程有更为连贯和全面的认识。与过去“军阀落后”的既定认知相反 ,防区制时代四川一些军事主政者对妇女缠足问题比较关心 ,其禁缠足努力比较积极而且持久     

20世纪清代学术史研究回顾

20世纪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前半期 ,梁启超、钱穆等资产阶级史学家在研究中 ,力戒门户之见 ,注重揭示各种学术思潮与流派兴衰的内在因果关系 ,重视汇通中西文化的学术思想及方法论的探讨 ;中后期 ,以侯外庐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 ,清理发掘了清代学术史中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 ;近二十年来 ,清代学术史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 ,内容涉及对清代学术史的专题研究 ,也有对清代某个学者的个案研究     

现代学术转型期民间文学研究的理论缺失

中国现代学术史处在中国学术史的转型时期 ,这一特殊历史语境决定了其中任何学科的学术探索都必然具有“承继与开新剧烈冲撞”的特征。民间文学的现代研究亦是如此 :一方面 ,推崇和建构民间价值 ,发掘民间文学文本 ,并从多学科角度予以探讨 ;另一方面 ,民间、民间与官方 /权威 /正统等基本理论范畴及其相互关系却一直存疑不清。前者侧重开新 ,后者则更多倾向于承继传统 ,既有价值体系的 ,也有学术方法上的 ,从而出现了严重的本体失落的理论缺失 ,这一学术史现象值得我们思考。     

论五凉学术的渊源和特征

东汉末年 ,随着私人讲学盛行及魏、西晋统治中心河洛地区的玄学流行 ,河西五郡及与之毗邻的关陇地区成为汉代章句之学的重镇。但在西晋末年 ,由于外来学者的涌入和外出凉州士人的归来 ,凉州学术逐渐失去其地方特色 ,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五凉学术与西晋有前后承继关系 ,体现出魏晋学术的总体风貌     

民国时期甘南藏区考察的研究

中华民国建立的短短几十年中,甘南藏族地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个时期,有众多的学者在这里长期工作和从事考察活动,并留下许多藏学研究方面的优秀成果。这些研究成果的发表,在把这里的真实情况传播出去的同时,也引起人们对边疆建设问题的注意。所以,研究各个阶段参与的人物、考察内容以及考察成果,简单地分析评价这些考察活动,并总结他们的共性和其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必要的。     

民国时期江南农村信用合作社述论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为挽救江南农村经济 ,在国民党政府的倡导下 ,江南农村信用合作社兴起并发展起来。江南农村信用合作社在组织、经营和监督上有自身的特点 ,它对江南农村经济的复苏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江南农村经济中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