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汉武帝对封国的处置

自秦统一六国推行郡县制，便与西周以来所实行的分封制产生矛盾。分封制与郡县制之争一直绵延至汉代，刘邦实行郡国并行制加以调和。当汉政权逐步稳固、经济恢复并发展之后，分封制与郡县制之争演变为分裂与统一之争。汉武帝采用政治与法律的手段强力推行郡县制，反击以分封制为代表的地方势力对中央集权的挑战。事实上，汉武帝清除分封制并不彻底，一些负面作用逐渐显现，如他对同姓诸侯王及王子侯的严厉处置，打破了宗族势力与外戚势力的平衡，最终导致皇权易主。     

方士小说向道士小说的嬗变——以古小说中汉武帝形象的演变为例

唐前古小说中,存在着一个以长生求仙为主题的小说系统,构成此系统的小说前后历经方士小说和道士小说两个发展阶段。作为此小说系统中最常见的人物之一,汉武帝的形象在两汉到六朝的小说本文中发生了持续不断的演变。此文学形象的演变既形象诠释了方仙道向神仙道教演进的规律,亦集中反映出方士小说与道士小说之间的嬗递关系。     

淮南王刘安谋反案之再分析研究

刘安以谋反罪被诛,同情者有之,认为罪有应得者有之。本文通过对历史材料的梳理,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刘安的性格及与汉武帝的关系等方面分析研究,认为刘安案大有冤情。刘安之死既有学术思想的分歧,又有武帝要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政治考虑,还由于家庭矛盾,被对手卑鄙利用的缘故。     

汉武帝在西域的民族政策研究

西汉作为中原王朝对西域管辖经营的开端,对于西域的经营和政策得失一向受后人关注。尤其是汉武帝对民族问题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民族治理的政策思想,制定并实行了许多切合实际、收效较好的民族治理政策。本文就汉武帝时期与乌孙的和亲为出发点,探讨汉武帝在西域所施行的民族政策。例如对西域实行和亲友好、从其国俗、屯垦戍边、宽抚厚禄、自治等民族政策,设立西域都护府。这些政策的实施使西域各国归附中原西汉王朝,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发展,有一些经验即便是今天仍对我们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东方朔行事与汉武帝用人

奇才怪杰东方朔的宦海生涯与武帝当国几相始终,他一生的宠辱沉浮是衡量汉武帝用人及西汉武帝朝政治生态的重要镜鉴。迹其一生行事,东方朔始终扮演着谏臣、顾问、言语侍从三种角色,而最重要的角色是谏臣。相比同朝之臣,东方朔的政治才干略为逊色,汉武帝对其才华颇为赏识,但武帝用人是量材而授,并不因颇为赏识而特意拔擢。东方朔既有儒者的追求和情怀,又有着狂士的放浪和不羁,决定了他一生不可能在政治上有太大建树,但却成为了儒者文士追慕的对象;也正因如此,才使得东方朔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被衍化、美化乃至神化。     

琅琊胜景 浩瀚壮美

雨后的第二天,我们又一次游走在琅琊台,或许是因为雨后的重见阳光,或许是因为夏日的热情,我感觉萦绕在琅琊台上的塑像仿佛都有了一股生气.蓝天白云下,碧海绿树旁,一丝来自远古荡气回肠的灵气悠悠散发出来,让我眼前的气场霸气十足,大气磅礴.     

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

日本学者市村瓒次郎在1930年代依据《资治通鉴》的记载提出,汉武帝晚年发布的"轮台诏",体现了其治国路线的转变,正是依赖这一转变,使得已经动荡的西汉王朝得以保全。其后,中国学者唐长孺述及相关问题,亦持有同样看法。至1980年代中期,田余庆发表《论轮台诏》一文,更系统地论述说,汉武帝刘彻在其去世前两年,大幅度转变政治取向,由横征暴敛,穷兵黩武,转向所谓"守文",从而"澄清了纷乱局面,稳定了统治秩序,导致了所谓‘昭宣中兴’,使西汉统治得以再延续近百年之久"。这一重大论断,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赞誉,产生了相当普遍的社会影响。其实上述论断不能成立:(1)见于《汉书·西域传》记载的所谓"轮台诏",只是一种调整对外作战策略的权宜之计,而不是从根本上转变汉廷的政治路线;(2)市村瓒次郎、唐长孺和田余庆诸人认为汉武帝晚年的治国路线出现了重大转变,主要依据的史料是《资治通鉴》,而《通鉴》相关记载不见于《史记》、《汉书》等汉代基本史籍,而是出自南朝刘宋王俭著的小说《汉武故事》,完全不可信据;(3)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采录《汉武故事》,是刻意构建符合其政治需要的汉武帝形象;(4)进一步追溯,可以看到,王俭在《汉武故事》所塑造的汉武帝形象,是基于他对宋文帝刘义隆与太子刘劭之间政治斗争的感情倾向,有意而为。(5)《汉武故事》中的汉武帝形象,虽属艺术创作,但在西汉的历史上自有原型可寻。     

汉武帝推进大一统的措施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很有作为的一个皇帝。汉武帝时,稀罕已经具有了相当的经济基础,然而边疆却面临着少数民族的不断侵扰。汉武帝在国内进一步打击分割势力,巩固郡县制度,选贤任能,加强中央集权,消除四方威胁,扩大疆域,统一了中国,加速了民族融合,加快了先进生产力的迅速扩散和传播,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再论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一种政治史与思想史的联合考察

汉武帝朝政治的核心内容是对外持续的大规模征伐、对内实行各种兴利政策以及严刑峻法的酷吏政治,三者前后相续、迭为因果,构成了武帝政治三位一体的有机整体。因此论及武帝晚年政策转折必须以这三者为主要考察对象。然而根据这个整体看《轮台诏》,以至整个武帝晚年的政治态势,都不能得出武帝对其政治方略有根本转折的打算,更没有转向"守文"即转向儒家政治的意向。武帝去世六年后的盐铁会议才真正开启了政策转折及"守文"的有力呼吁。而从进一步对武帝朝后的霍光主政时代诸项内外政治方针转换的详细考察中更可以看到对武帝统治方略的调整是一个缓慢、复杂的过程。我们既不可否认《轮台诏》有重民生的调整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政策转折,但也要看到其远未完成这一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