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风格的地域性

文学风格的地域性是古老且常说常新的话题。古代文学风格的地域性是十分显著和凸出的,但也呈现出泛化的特征,即主要集中在南和北两大地域风格的差异上。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学风格的地域性渐趋消融,同时也在潜在强化。到了当代,却出现了多元和具象化的特点,具体表现在城与城之间的差异上。     

永田广志对日本近代以来哲学“合法性”的反思—以中国的日本学研究及所谓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为背景

永田广志认为日本不是没有哲学思想及其历史,日本哲学思想的近代化必须依凭从“先进国”所进行的“移植”,这又与日本原有的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就不能不发生“变形”。就哲学思想本身的独立过程来看,这一过程还表现为哲学与宗教的分离。他有意从“自由唯物主义”立场探寻日本哲学史的发展轨迹,采用了唯物史观的研究立场和“泛化”的研究进路。     

构型研究与美学泛化

美学的构型研究包括物态文化的设计构型、制度文化的规范构型、心智文化的策划构型三个方面。构型研究的展开是美学介入现代生活的第一站 ,也是美学泛化的一个重要的突破点。从三大构型的人文化发展趋势看 ,美学的人文传统只有先突破 ,才能在新的起点上再回归     

农村中心工作缘何走向“泛化”?——基于安徽省L市H镇的个案研究

中心工作贯穿于农村工作的各个方面,对于观察和理解乡镇政权和农村治理运转的基本特征和内生逻辑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安徽省L市H镇的个案分析发现,当下的农村工作出现了“泛化”趋势,导致了制约治理效能提升、过度动员与行政趋向、过于依赖非正式资源、乡村干部高负荷运转和策略主义盛行等问题。从科层局限与治理有效、党政体制与使命践行、国家意志与社会整合多个视角对农村工作走向泛化的原因做出了解释,要走出中心工作泛化的困境,必须着眼于合理整合行政权力、提升基层自主能力和激活乡村社会活力等多个方面。     

从现象学到生活艺术哲学

“作为生活艺术的哲学”已成为当代欧洲思想界的一个热点,对哲学的这种理解和实践与20世纪的现象学运动密不可分。无论是胡塞尔的生活世界,还是海德格尔的此在分析,都是以关怀人类生存、合理安顿人与世界的关系为根本动机的。现象学对理论和实践关系的倒置、对在场和缺席关系的倒置、对确定性和可能性的倒置、对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倒置,为生活艺术哲学做了充分的理论奠基,由此出发,生活艺术哲学在哲学实践、审美泛化等向度上得到了发展。现象学的“小零钱”精神、“前科学”立场、关注意义构建、重回古典哲学的精神和实践,都成为生活艺术哲学的基本立场。     

社会系统论视角下新闻边界的变异及其重构

如果把新闻当成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的话,那么新闻系统内的生产方式、价值标准、业务原则、经营程序等就构成了维系这个系统有序运行的一套共享的价值和规范,它直接设定了新闻采写、编辑、发布和受众反应等可预期的行为方式。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传统新闻系统正面临着一场失范革命。过去规范新闻的生产、运营和消费等方式的安全边界和价值体系被打破,新闻变成了一个泛边界存在。而新闻业转型与变革的实质就是重构新的新闻价值和行为范式,从新闻系统的生产、渠道、产品和价值规范这四个基本层面重塑边界。     

从汉语的亲属称谓管窥中国职场文化

汉语的亲属称谓分类精细,体系严密,处处体现着中国文化的精髓。在中国的职场环境中,汉语亲属称谓随处可见,一方面体现了年轻人对年长者或者晚辈对长辈的尊敬,同时也营造了一种"公司如家,同事如亲人"的和谐氛围。本文通过分析汉语亲属称谓的特点及其在中国职场文化中的应用,探寻中国职场所具有的讲究礼貌、等级森严、重人情等文化特征。     

量词“块”的产生及其发展演变

“块”本义为“土块”.西汉时虚化为量词,用于称量“土块”,但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块”的名词本义一直存在,且实义性较强,因此“块”作为量词的用法发展较为缓慢.唐代以后才开始用于称量其他“块状”事物,泛化的机制为“形状属性”类推而非“范畴属性”类推.“块”在宋代以后的发展中,用于称量的事物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抽象,并从个体量词衍生出了部分量词和度量衡量词的用法.明清时期“块”的量词用法基本形成.     

“老板”概念及高校、行政的“老板”化——“老板”的语言社会学分析

"老板"原型"铑"产生于1000多年前,旧时"老板"有五大含义。建国后"老板"几乎销声匿迹。新时期,"老板"概念发生变化。在高校、党政机关等也出现了使用"老板"的现象,此现象令人担忧,弊多利少,是经济领域对学术、行政领域的"殖民"。"老板"的泛化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     

防止党内问责泛化的有效路径探析

问责泛化是构建精准问责机制的一大现实障碍,亟待从理论上予以研究。基于问责要素的系统分析可知,问责主体的泛化、问责对象范围的扩大化、问责情形的泛化和问责方式使用的泛化,构成党内问责泛化的四种表现形式。体制内问责发起主体的权责定位不清晰、问责对象的申辩与申诉权利缺乏切实有效的程序保障、问责情形中的兜底条款被滥用以及数目字管理中问责任务指标和问责政绩考核指标设计不恰当,分别在不同的问责要素层面衍生出党内问责泛化问题。通过加强对体制内问责发起主体的权责清单管理、强化对问责对象的申辩与申诉权利的问责程序保障、科学设计问责任务指标与问责政绩考核指标等举措,系统解决党内问责泛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