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僧孺与“牛李党争“研究二题

本文对牛僧孺在“牛李党争”中的地位、作用及其与两党人物的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客观的考察和论述。文章通过对大量史料的考订,认为牛僧孺实际上并非“牛党”的党魁,“牛李党争”之名也与历史实际不符。此外,文章还对牛僧孺与牛、李两党人物的关系分别进行了考察,文章发现牛僧孺与李党主要人物的关系很耐人寻味:除了李吉甫、李德裕父子屡屡对他进和排挤打击外,其他李党主要成员不仅极少与他有矛盾冲突,而且还大多与他有着良好的交谊。由此可见他与李德裕、李宗闵、杨嗣复等汲汲于党同伐异的党魁是不同的。     

叶梦得《石林诗话》“阴抑元礻右”说考辨

叶梦得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经学家和藏书家,很多人将叶梦得看做绍述党人,其重要作品《石林诗话》被四库馆臣认为是"阴抑元礻右"旧党的著作。本文立足《石林诗话》文本,从诗话对新旧两党人物的评价、叶梦得论诗的态度、叶梦得与旧党人物的交际三个方面进行考察,认为《石林诗话》受北宋党争的影响并不大,对元礻右旧党的人物评价是公允的,不存在"阴抑元礻右"之说。     

试论《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的历史意识与文学意识的结合

在崇祯皇帝继位、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垮台以后,当时的文坛出现了三部揭露谴责魏忠贤阉党的小说:《警世阴阳梦》、《皇明中兴圣烈传》和《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在这三部斥魏小说中,《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的历史意识与文学意识结合得最好,是最有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的作品,这部书令人瞩目之处是,该书作为一部历史小说,用艺术的手法,全面而真实地反映了晚明时期东林党与魏党进行顽强斗争的过程,在历史小说的写作方面达到了较高水平。     

《水浒传》与北宋党争关系初探

从文本细读和文化阐释的角度来探讨《水浒传》与北宋新旧党争之间的对应关系,可以发现,《水浒传》与北宋党争之间主要存在三方面关联:首先,《水浒传》作者感情倾向倒向元祜党人;其次,《水浒传》存在的“尊北黜南”的叙事模式与北宋新旧党中存在的南北之争相对应;再者,《水浒传》存在多处否定新党的言语。     

从"慰反侧之诏"看元祐时期宋廷调和新旧的尝试

元祐元年,新法派与旧法派的矛盾日渐尖锐,太皇太后高氏试图采取措施调和新旧关系。在吕公著等宰辅的协助下,经过一番努力,高氏颁降了"慰反侧之诏",公开宣布不再整肃新法派。然而,这一做法却遭到了言官的反对。反复博弈之后,诏书未能发挥应有功效,宋廷也失去了实现政治和解的最佳机会。此事对北宋后期的派系关系与政局演变均有不小影响,是理解北宋后期政治的重要线索。     

曾布"奸臣论"辨析——立足于北宋中后期党争的考察

曾布生活在北宋新旧党争最激烈的时期,其一生荣辱与北宋新旧党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反映出强烈的时代特征.元代史官将曾布与蔡京之流同入<宋史·奸臣传>,后人对此存在争议.如果脱离党争的成见,用专制社会普通官僚的标准对曾布进行评价,则曾布有才干,德行亦不至于如<宋史>所言的那样不堪,虽有弄权行为,但还不至于达到祸国殃民的程度,象他这样的官僚在中国历史上何止千万.在此事实面前,所谓的"曾布奸臣论"当不攻自破.     

论钱谦益与东林党争

作为明末清初颇具争议的人物,钱谦益身兼东林党魁与文坛盟主于一身。与文坛上的自鸣得意相反,政坛上的钱谦益屡陷党争的漩涡,难以自拔,纵观其一生的政治生涯,大略可划分为：一、科场未第时;二、万历庚戌科场案;三、天启浙闱关节案;四、党魁之目始成;五、崇祯枚卜案;六、辛丑狱案;七、策划周延儒入阁;八、入清复明运动等八个阶段。     

“义利之辨”与北宋新旧党的对立

在社会矛盾日趋激化的北宋中期,变法图强是当时士大夫的共识.然而,变法图强的理想却由于当时儒学内部存在的"学术不一"的现象而破灭,由此引发了北宋新旧党的对立.围绕王安石变法而进行的"义利之辨",凸现了新旧两党在伦理道德与功利关系问题上存在的具体分歧,也显示出"学术不一"给北宋中后期政局带来的恶果.     

中晚唐诗人裴夷直生平考

为了比较详细地了解裴夷直的生平,利用出土文献,采用考证的方法,对裴夷直的生平进行了分析,得出结论:裴夷直望出河东,定居江左,族葬洛阳,因数代官职低微落谱,裴夷直一生经历了入幕、台省、贬谪、游宦四个时期,因与牛党党魁关系密切,乘朋党之势,累官至散骑常侍,裴夷直的仕宦生涯就是唐代中后期党派斗争中普通文人政治命运的缩影.     

康熙时期“治河案”述论

明末清初，战乱频繁，河道年久失修，黄河与运河多次决口。康熙十六年，康熙以河道关系重大，委任靳辅为河道总督。靳辅任河督后，以筑堤、堵口、修坝、疏浚为治河之策，致使河归故道。由于河工是肥差，在靳辅治河的过程中党派争斗表现得相当激烈，而康熙也正是借治河打击朝中的党派，从而加强了皇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