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性凸显与他者伦理转向——从抖音短视频的“面容”呈现说开来

“面容”是列维纳斯用来指称“我—他”伦理关系的表征,也是其“他者伦理”思想的入口,但其在进入媒介场域后,却遭遇了物质化的掩盖与伦理指称的转向。在抖音短视频中,特效贴片黏合的脸导致人面容多义性的隐没,趋同的吸引装置改变了人与人和谐真诚的交往伦理,进而演化为物化个体间的展演伦理。而抖音界面的显现,也以崇高的声音权利与平滑的内容接替遮蔽了用户自身的理性,干预了用户的他者性,将“我—他”伦理转换为“我—它”伦理。特效贴片及数字界面因思想意志的缺失,透显出对他者责任心的淡漠,以致列维纳斯的伦理理想遭遇现代性危机。因此,从他者伦理视角考察抖音的“面容”呈现,可以发现,一种物质性的“面容”德性亟须建立,用户的理性权利也亟待归还。     

走向陌异化的情感-记忆：塞巴尔德作品的相片物质性考论

在跨学科和跨媒介的思想语境下,摄影与文学、相片与文字间彼此互动的知觉关联域,正在成为愈加重要的研究领域,也引发了对意识、情感、记忆等问题的重新思考。然而,在围绕情感的有关文本与相片关系的探究中,传统的研究思路着重提炼出一种与文字形态不同的视觉叙事话语,从而展开两者间异同关系的考辨,忽视了相片本身作为媒介的“物质性”,在其中起到的激活情感的作用。也即相片如何凭借其陌异化的物质性,让情感不由自主运作起来的地形学过程。鉴于此,以塞巴尔德穿插相片的著名四部曲为例,通过分析相片以一种稀缺性的“有”,施演“过量”历史情感的三种物质性方式,本文将阐明叙事途中的物质性摄影知觉,如何在让观者遭遇溢出意识界限的陌异化情感的同时,也在不断触发其寻求历史真相的伦理意向。     

我国企业品牌定位的五层次研究

近年来中国企业的品牌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出现了许多优秀品牌,这些品牌凭借独特、合适的定位取得了成功。但企业在品牌定位方面存在许多误区,如把品牌定位看作产品定位、品牌定位模糊,缺乏差异性和明确的核心价值、品牌盲目延伸导致定位混淆等问题。因此,产品品牌定位必须树立正确的定位理念,应用正确的品牌定位方法。正确的品牌定位方法可分为产品特征定位、物质利益定位、情感利益定位、个性定位以及价值观定位共五个层次。     

寻找失落的“精神”——从《刑法》第20条第3款的适用范围反思刑法的立法价值

对于严重侵犯公民精神性人身权利的非法拘禁、强制侮辱等犯罪行为,能否依据《刑法》第20条第3款实施特殊防卫?刑法教义学持否定回答。但学术界和实务界却都有分歧,既然教义学已有明确的答案,那么,产生分歧的原因就不在第3款之内,而是因为刑法整体上把侵犯精神性人身权利的诸罪都定为轻罪。这凸显了刑法在立法价值上,不自觉地受到了近代西方重财产轻人格之价值观的影响,不重视对名誉、自由等精神性人身权利的保护。我国刑法在立法价值上需要积极响应社会价值的变迁,强化对精神性人身权利的保护,实现立法价值与社会价值的良性互动。     

论文本的物质性

物质批评理论的出现导致文本物质性概念成为文学批评理论的热点。传统批评把文本理解成纯粹精神的产物,否定了文本的物质性。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文本外延的拓展,文本的物质性日益突显,它不仅体现在文本符号层面,还体现在文本网络层面,更彰显于文本实践层面,形成符号物质性、社会物质性和实践物质性,其哲学之基在于把铭写活动看成是既内在于人类社会的物质构成要素,又内在于人类社会运行的一种实践活动。文本物质性观念在本体论层面考察文本的社会和实践功能,有利于拓展文本阐释空间。     

NFT艺术：当代艺术的数字加密进路及其未尽议题

NFT是一种依托数字加密技术形成的“数字化的资产保存凭证”,具有不可分割的身份唯一性,以及数字内容资产化的非实体特征。因其有别于传统的艺术概念,呈现出数据化的媒介特质与去中心化的形式准则,NFT成为当代新媒体艺术的一种特殊的“数码物”或“非-物”的持存方式。在这一艺术数字化效应的影响下,艺术与数据的界限变得难以区分,一些经典的艺术范畴和命题,如泛艺术化现象、艺术的物质性问题、艺术家的个人独创性和艺术本真性命题,也面临着一场新的“价值重估”。如何认识这种数字经济时代产生的前卫艺术形态,并从数字艺术生成的技术与文化推力中预测其可能的前景,是一个亟待思考的议题。     

口头与非物质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的作用

文化是人类历史新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的力量,是团结人民,推动社会发展的精神支撑,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的精神纽带。物质或非物质,乃至口头或书面,都是相对而言的,更多的情况下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当今社会生活中,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其顽强的生命力显示着强烈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体现着当代广大群众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与对和谐社会的追求。     

论《民法典》物质性人格权的三个条款

《民法典》规定了有物质性人格权之称的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其中,其第1004条、1006条第1款、第3款,需要进一步的解释和完善。第1004条将"心理健康"纳入健康权但缺乏必要的限制,有权利泛化的风险。第1006条第1款确立人体组织、器官无偿捐献,如何定义无偿也是一个问题。第1006条第3款,对亲属捐献逝者遗体的规定过于严格。文章认为,心理健康应符合一定的客观标准才能作为健康权的内涵;人体组织、器官无偿捐献不应排除适度的补偿或奖励;捐献逝者遗体的主体不应限于配偶、父母、子女,应纳入逝者直系三代血亲并列出顺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