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圣王观与王道观的内在逻辑

圣王之所以成为王道秩序的建构主体,是因为荀子认为二者具有一致的内在规定性。这种内在的规定性体现为：二者均以性伪二分为逻辑基础,并都表现出以国制家的中央集权特点。同时,“类”既是圣王之能,亦是王道秩序的基本特点。     

《尚书·洪范》与公羊“大一统”思想——以“建用皇极”与“正五始”为中心

作为公羊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大一统”说与《尚书·洪范》的“建用皇极”说有着深刻的思想关联。首先,二者皆以“君极”之立作为王道之行的关键因素;其次,二者皆以“王正”作为“君极”之立的基本前提,且谓基于此,“一统”之义方得成立;再次,二者皆蕴含了改元立制以厚养万民之义。无论是“一统”说还是“皇极”论,固然均表现出鲜明的尊君色彩,但二者所强调的“归元”或“君极”思想实则又内涵着抑君乃至“革命”之意。因此,“大一统”并非简单地意味着思想、观念、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绝对统一化,而“皇极”论也并非主张君主专制。在儒家看来,君王之于天下人心,本质上不过起着召唤与凝聚的作用。     

重树经学典范：曹元弼“郑注配经”的思想要义

百年来中国人文学术与哲学思想的发展,在研究内容、态度、方法上均不断变化,在接受的同时亦自我调整。20世纪60、70年代“范式转移”的研究观念论开始大行其道,亦渗透进近40年来中国学术各类之中,与“新变”一词语义互参,成为当下学术思路不断求新求变的集体风尚,形成集中一偏的思想困局。相对于集大成式的学术高度的追求,无疑是背道而驰。以客观态度审视学术研究主体性的范式观念,本来早存在于中国经学的传统之中,透过范式的“会通”构成强大的学术人格魅力,以顶天立地的文化精神为时代缔构正面的建设力量,从而体现集体幸福的愿望,形成“立”的精神动力,与“范式转移”所导致的“破”,实在是两副照面。因此特别彰显民国时代以来,在学制“废经”而学术全面西化的时代情景中,于学制外所存在坚持不懈的终身治经之士如曹元弼,其全力重建经学的典范价值,坚持树立中国文化的恒常属性,重建中国文化的高尚情操。正视曹元弼“范式重建”的意义,无疑能增强社会上有所“立”的正面价值。     

德治视野下的法治:以孟子为视角

孟子以性善论为逻辑起点构建其思想体系。从本质上说,孟子的思想体系是一种德治思想。这一德治思想中蕴涵着孟子关于法律的思辨。孟子的法律思想深刻地关注着经验的人伦世界,向历史上的"先王之道"中求索政治法律制度建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摒弃功利主义、结果主义,提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的经典命题。孟子的法律思想主要体现在其"仁政"学说中。在今天,孟子的法律思想依然有着积极的时代价值。     

略论牟宗三对儒家王道的虚化

“内圣外王”是对儒家王道理念的特殊表述。儒家于“内圣”方面固然用力颇多 ,而于“外王”方面用力亦复不少 ,在行为模式、制度架构、运作规范等各方面都曾做出过详细具体的规划设计 ,并且其中有些原则性的东西是自孔子以来“一以贯之”的。作为王道全体大用之一面 ,“外王之道”有着具体确定的内容 ,并始终保存在儒家经典之中。但新儒家特别是牟宗三却故意回避这一事实 ,他对儒家固有的外王之道采取掏空和虚化的策略 ,并将现代民主和科学置换进去 ,当作其固有之理想期求 ,以证成其本内圣以开出新外王之合理性。事实是 ,传统儒家特有的外王之道是虚化不了的 ,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现代化也只能在现代社会实践生活的土壤中生成 ,不是从祖宗心性上能开得出来的     

对抗与合作：孟子对君臣关系的新建构

孟子对君臣关系的新建构,一方面经由手足—腹心、犬马—国人、土芥—寇雠的论述,凸显了对抗的一面,土芥—寇雠之论又最让统治者胆战心惊;另一方面通过师、友、事的评析,显示了合作的一面,师友之论又最让士阶层心往神驰。既对抗又合作的复杂关联,现实地展开于士阶层参与政治的具体实践之中。孟子器重师道,强调智识分子以道尊于势的理想来应对势强于道的现实,从外王转向了内圣。这实质上是孟子的义仕派立场以及王道政治学遭遇现实困顿之后的必然转向。     

《孟子》“性善论”简释——兼论“性善论”的政治影响

通过《孟子》书中关于“性善”问题的梳理,对孟子的“性善论”进行剖析,彰显其由“四端”扩而充之的理论架构,进而发掘“性善论”所带来的政治观照,诠释孟子语境中的王道、仁政等核心概念,并对孟子哲学思想所造成的具有特色的“善人政治”作简要评述.     

泰州学派王襞的审美人格思想

“道”范畴是泰州学派王襞审美人格思想的高度凝练,其内涵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一是审美人格本体论的“自然之谓道”;二是在“自然之谓道”基础上提出的审美人格境界论——“率性之谓道”;三是审美人格理想论的“王道”。     

王霸之辩与中国“软实力”的战略构想——从孙中山的“王道观”谈起

孙中山用王道与霸道这两个古老的词汇来区分东西方文化的本质差异,首开东西方文化王霸之辩的先河,超越了约瑟夫·奈的微观性的软实力国别视域,将软硬实力上升到了更高更大的宏观层面加以论述.中国对软实力的战略构筑,应该从狭义与广义两个不同的空间层面切入,并依此而确立起两大行为体和与此相对应的两大时空平台:一是狭义的国家空间与国家行为体;二是广义的全球空间与民间行为体."五环中国"的构建对后者来说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际操作上都是可能的,且意义深远.     

略论汉武帝集权之术——以尊儒和霸王道杂之为主

尊儒和霸王道杂之是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手段。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上台伊始的汉武帝便开始了一系列的尊儒活动,尊儒为中央集权的加强奠定了思想基础;大权在握后,汉武帝并未实行儒术独尊之策而是采取了霸王道杂之之术,霸王道杂之的实施打击了地方豪强与不法王侯,加强了中央集权。总之,尊儒也好,霸王道杂之也罢,其目的都在于中央集权的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