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法之争的内涵及原因分析

历经二十余年的中国经济法之争,是中国现代法制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并将成为当代中国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的基础性、前沿性课题。中国经济法之争有其丰富的内涵,相关的探讨可使其轮廓逐步清晰,便于认识和把握;中国经济法之争有其发生发展的必然性。其中,大陆法注重法体系构建和法部门划分传统的深重影响,以及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在中国的“不期而遇”,是导致这场争论的客观缘由。     

论维特根斯坦的“内在关系”——从“图像论”到“语言游戏说”

维特根斯坦“关系”思想的理论贡献在于,首先他澄清了“概念”与“对象”的区别,结束了“关系之争”中各方关于内、外在性问题的“拉锯战”。其次,在后期的“语言游戏说”中,他对内在关系的讨论又跳出了前期符合论的框架,将内、外在关系统一到生活实践中。维特根斯坦从语言切入,把“内在关系”解释为一种语法关系,其独特内涵在于,内在关系无中介,它产生于实践,并且无个体与共同体之分。可以看到,维特根斯坦“关系”思想的基础就是“语言”和“实践”,揭示出这一点有助于从深层解读维特根斯坦的思想。维特根斯坦从认识论层面展开的“关系”思想与罗素从本体论层面对“关系”的探讨形成互补,在追溯关系哲学的形成与发展时,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不可忽视。     

从庄惠之争看庄子的精神困境

庄惠之争是研究庄子哲学的关键,从"濠梁之辩"的探讨出发,它集中反映了二人思想的冲突与互认,并进一步确立了这种研究思路的可能与必要.立足于二人的争论重心,从"用大"到"求真"再到人情之辩,惠子的诘问促进了庄子观点的明晰,也展现了庄子思想更为深层的矛盾:自由的悖论和自我的悖论,这不仅是庄子一人的精神困境,也启发着人们的理性反思,因此具有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双重价值.     

论荀子的制度伦理思想——以荀子的“礼”、“法”观念为中心

［摘要］荀子强调人性本恶，因而既“隆礼”也“重法”，其“礼”、“法”观念具有较为明确的制度属性与丰富的制度伦理蕴涵。荀子“礼”、“法”制度设计中的“明分使群”、“明刑弼教”的伦理本质与维护等级秩序的社会功能，以及相应的制度评价体系的建构，是其制度伦理精神的基本体现；而“圣人制礼”和“礼三本”论则为荀子论证礼法制度存在与运行之合理性的主要依据。荀子的制度伦理思想对于今天的制度建设亦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革命和国家认同的一种——1916年新旧约法之争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随即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为中国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文本,奠定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基础。袁世凯就任总统后于1914年按自己意志颁布《中华民国约法》,以高度集中个人权力。袁世凯倒台后就副总统黎元洪的继任和新旧约法存废问题,南北双方展开激烈论证,最后北洋政府被迫承认民国元年约法。当时无论是南方革命派还是西南军阀,甚至北洋政府内部人士都更加倾向于旧约法,反映了民国初年各政治派别对新成立的民国和反封建革命成果的一种认同。     

北齐时代的西域胡戎乐东渐及其对政治的影响

西域胡戎乐为北齐朝野狂热迷恋而广为传播。高齐帝王集团既有着对西域胡戎乐情出天然的喜爱,又有着以推崇西域胡戎乐为纽带而崇胡抑汉、用胡人做大臣,以维系鲜卑皇权的政治用心。士人多以西域胡戎乐为安身立命的事业,其中和士开、祖珽以西域胡戎乐得宠并干预朝政,加速了北齐衰亡的步伐。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根基于中华文明,来自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文明的激活再造。“第二个结合”提供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视野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路径。作为古老文明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也是对中国特色创造出的现代化新的共同特征的高度总结,其中蕴含着深刻的哲学突破,具有从中国实践中创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和文明理论的伟大意义。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的科学产物。     

李明《中国近事报道》与礼仪之争

明末清初是中西交流史上一个辉煌的时期,然而礼仪之争使双方的交流陷于停滞,最终东西方都失去了机会:基督教失去了扩大在中国传教的机会,中国失去了向西方学习的机会。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A Compleat History of the Emprie of China)是将这场争论推向高潮,并在这场争论中起重要作用的一本著作,所以了解这本书对了解那场著名的争论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