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迪政府时期印度外交能力建设探析

莫迪政府执政以来，印度的国际影响不断增强，在国际舞台上大有“左右逢源”态势，这也折射了印度不俗的外交能力。对此，本文从外交观念、外交谋划、外交机制、外交协调、外交执行五个维度对其外交能力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发现，印度外交能力的增强是这一时期印度得以在国际舞台获取有利态势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外交观念方面，印度通过增强印度教意识形态影响力、强化“民主”价值观共识、拓展国际传播渠道等方式，促进了外交观念能力的提升。在外交谋划方面，印度外交布局兼具稳定性和灵活性，不仅补强了战略资源对外依赖的短板，还适应了内外变革的战略环境。在外交机制方面，国内机制的优化与在国际机制中的积极作为，为印度编织了更具韧性的外交网络。在外交协调方面，印度相对完善的组织架构与灵活多样的协调手段，使其得以对内凝聚共识，对外长袖善舞。在外交执行方面，印度的制度保障、外交投入、人才培养等均有利于其外交政策落实。不过，印度外交能力建设仍有其局限性，受疫情、外部环境趋向复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印度外交能力能否持续增强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认知心理视角下印度莫迪政府对华政策议程的演变逻辑

本文基于微观认知心理机制、来解释国家对外政策议程为何时而凸显合作、时而转向竞争的演变逻辑。考察莫迪政府对华政策的演变历程可发现,为保持与自身愿望一致,莫迪政府会通过诱发定势、历史类比这类锚定效应,以及愿望思维、独立型自我图式这类机制来识别中方意图及判断自身面临的处境,并据此设置对华政策,这表明战略自主性是调整莫迪政府对华政策的重要动力。在不完全信息背景下,导向需求成为莫迪政府对华政策趋于强硬的一项重要心理机制。在固有认知局限的影响下,莫迪政府对华政策议程总体上表现出竞争中有限合作的特征。最后,文章尝试对未来如何管控双方分歧提供认知心理学层面的启示。     

印度莫迪政府南海介入的路径、动因及影响

进入21世纪特别是莫迪政府执政以来,随着世界经济、政治重心的东移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印度采取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多种手段积极介入南海争端,加大对南海问题的影响力度。印度南海介入政策背后有深刻的动因,包括实现印度的大国抱负,推行"东进"战略,平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配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等。印度的南海积极介入战略使南海问题进一步国际化、复杂化,导致中印矛盾升级,加剧东亚安全困局。面对南海问题中的印度因素,中国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和采取有力的举措加以应对。     

莫迪政府的中亚政策

尽管中亚国家被印度战略界视为"延伸的邻居",但在冷战结束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印度并未用心经营中亚地区。2012年以来,印度加大了对中亚国家的重视力度。莫迪政府上台后,在继承辛格政府"连接中亚"政策的基础上,采取了在政治上加强高层互访和制度安排,在经济上注重能源合作和增强地区连通,在安全上举行联合军演和提供援助,在文化上发展人文交流等一系列新举措。彰显印度的大国地位与处理跨地区事务的能力、提升国际威望,平衡中国、巴基斯坦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保证能源供应稳定,防止阿富汗安全威胁外溢,是莫迪政府加强与中亚国家关系的重要考量。尽管莫迪政府的中亚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面临着能力与意愿不相匹配,中亚国家因印度立场摇摆与行政效率低下而存在不满以及多边合作机制发展滞后等多重困境。随着莫迪再度连任,新一届政府继续发展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将是大概率事件,印度中亚政策的连贯性能够得到保证。     

印度与以色列战略伙伴关系的进展、动力及前景

近年来,受决策者、国家、地区和国际因素等要素变化的影响,印度和以色列关系呈现出全面性、战略性、伙伴性的发展态势。2017年印度和以色列明确宣布将两国关系提升至“战略伙伴关系”。此后,两国深入拓展在政治、军事、经济、人文四大领域的合作与交流,政治关系日益密切,军事合作不断深化,经贸关系提质加速,人文交流日益活跃。未来一段时期内,印度和以色列可能在军事、反恐以及经贸等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然而,受国内因素、地区和国际因素的影响,未来印度和以色列关系发展仍存在诸多变数,双方在短期内无法结成同盟关系。     

印度对“印太”的参与、局限与展望——全球价值链的分析视角

近年来,“印太”逐渐从地理概念升级为地缘政治战略。国家间底层产业链关系的稳定与否是“印太”战略能否有效落地的关键因素之一。在全球价值链的环境下,印度通过与“印太”核心国家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的投入—产出关系形成了“印太”产业关联。印度在其中的角色为“生产者”,上承原料供应、下接需求市场。但是,受制于印度制造业的结构性缺陷与国内产业体系的不完善,印度“生产者”的角色更多地集中于技术密集型产业,不仅处于“印太”核心产业的边缘,而且难以有效承接区域内产业转移。这就限制了印度对“印太”的经济参与,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印太”战略的落实。目前,印度国内正在通过经济改革改善制造业落后的不利局面,同时,在国际层面印度也在通过保护国内市场与对接国际产业合作的双重手段为“印度制造”营造更有利的国际环境。     

印度从辛格政府到莫迪政府的军购行为变化及其原因探析

军购是关乎主权国家军力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要议题,直接影响国防安全和国家间关系的亲疏远近。作为南亚强国,印度始终将海外军购作为提升自身军事实力及实现政治大国梦想的重要路径。从2004年辛格主政到2019年莫迪第一任期结束的十五年间,印度在经济实力上升、安全威胁增加、领导人实现政治大国意愿更为强烈的背景下,海外军购却呈明显下降趋势。本文分析十五年来印度国防战略、国内政治和国际环境三个维度的变化发现,印度军工产业的发展理念、军购数量及内容和来源国、执政党理念和领导人执政风格等是造成莫迪政府减少海外军购的主要原因。这些因素综合构建了印度国防自主化发展的态势、官僚机构的腐败和军工复合体集团的利益纠结。此间,国际形势经历了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以及从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到特朗普“印太战略”的变化。伴随中美战略竞争加剧,莫迪政府拓展印度政治影响力的初衷与美国政府试图借助印度制衡中国崛起的图谋相呼应,印度将军购作为其重要外交工具选择的趋势日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