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王禄则军饷”——明代山西赋税征收特征与弃农从商趋势的形成

明代山西太原府、大同府和潞安府分别是晋王、代王、沈王的封地。这些藩王权倾一方，世袭罔替，食禄而不治事，成为地方财政一大负担。王朝中后期，宗藩扩大了对民田的强占兼并，农民不断失去可依附的土地。此外，山西毗邻北方边境，地方政府需要负担繁重的赋税粮饷以维持边防开销，每逢战时状态，还要加派征收。以上因素导致田地不足耕，粮税不足缴，当地百姓逐渐成为自由劳动力。为了获得足够的岁禄和军饷，在财政白银化的趋势下，山西加速实行赋税折银制。白银流通带来的商品经济发展促使解放双手的百姓弃农从商，加速了晋商群体的形成。通过对明代山西历史文献资料和经济数据的寻究探赜，以期还原晋商起源的历史轨迹、社会背景、发展要素以及农—商身份的转换过程。     

不同流俗的外藩王爷论略

在《红楼梦》的最后情节中，王仁、贾环等人合谋将巧姐聘嫁于外藩王爷。藩王查知底里系世代勋戚之后，坚令回绝。此举既使故事有大起大落的跌宕韵致，又塑造了藩王品高德邵的美好形象，寄寓了作者对少数民族官员的殷殷深意     

论《大明恭穆献皇帝实录》的史料价值

《大明恭穆献皇帝实录》是明嘉靖帝为其父兴献王朱撰写的实录体史书，其中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科，有些是其它史书所未见者，它对研究明中期藩王制度、兴献帝封地安陆的情况以及兴献帝本人都有很大价值。但由于本书不符合历史上只为皇帝修实录的惯例，因此修成后备受冷遇，且现在中国大陆只有一部，很少被人注意，以致它的价值一直被埋没。     

“使重臣治其事”——元至清初云南边政体制嬗变与边疆治理研究

元灭大理国后将云南纳入版图,并实现了云南与内地在省级行政区划上的统一。"使重臣治其事"是元至清初中原王朝治理云南边疆的重要理念,无论是元代藩王与行省宰执的"分权共治",还是明代勋臣与藩王、勋臣与内官、勋臣与巡抚的"共镇"与"共治",抑或是清时督抚体制下的"同城共治",实则是中央在边疆施政的具体举措。各个阶段前后相继而又多有更张,共同推动了中原王朝治理云南边疆的不断深化,使云南边政最终实现内地化。     

西晋藩王政治研究

魏晋更替后,晋武帝分封了二十七个同姓藩王,地方上出现了与西汉初郡国并行制相似的行政管理模式,藩王们又入主中央权力中枢,担任太尉,尚书令等,参与最高决策;又通过持节、都督诸军事等方式,掌控着中央﹑重要边关军镇和统兵征伐四方等军政大权,形成了西晋的藩王政治。藩王势力作为封建王朝中的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和社会阶层,在西晋统治集团中的影响和作用从来没有停止过。     

明代漕运卫所中的藩王护卫军

藩王护卫军是明代漕运卫所运军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被纳入到漕运体系中。承担漕运任务的徐州左卫、东昌卫、任城卫、豹韬左卫和龙虎左卫等与藩王护卫军关系密切，所涉及的藩王府包括楚王府、蜀王府和鲁王府。鲁藩护卫军在调为漕运卫所运军过程中，与楚藩和蜀藩护卫军，呈现出了不同的模式与统辖关系，既体现了漕运卫所与藩王护卫的复杂关系及漕运卫所的特质，又反映了明代皇帝对藩王的态度与政治策略动向。同时，将藩王护卫军改调漕运卫所和同城分立卫所是明王朝裁撤藩王护卫军后的两种安置方式，亦是削藩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      

汉文帝时期的权力结构与政治斗争——以臣立君为中心的考察

文帝的即位背景使得他与功臣集团的关系较为微妙,在匈奴和诸侯王的双重威胁下他们必须相互依赖和支持,但文帝试图伸张皇权,功臣集团亦力图维持权势,双方之冲突不可避免。文帝与功臣集团在薄昭、贾谊的问题上,在改"德运"的问题上,互有攻守,但所有的冲突均是以间接的形式、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展开的,双方保持着不触碰对方最后底线的默契。这种政治冲突冷处理的背后蕴涵着强大的张力,凸显了汉初政局的特征。     

“强人”路径，移动“藩王”梦断川蜀

李华,这位曾担任四川移动原董事长、总经理的“一把手”,这位坐拥移动“帝国”川蜀大地长达十年之久的“藩王”,在即将升任中国移动副总裁之际,却因巨额受贿落马,在其主政四川移动期间,是其获得中国移动“最有能力的地方高管”之一光环的“黄金十年”,亦是其各种利益交换的“黄金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