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正

在湖湘这块土地上应运而生的湖湘诗人，酿就了中国诗坛千红万紫的春色。人们看到，诗人们以自己饱满的激情和独特的诗情才气铸就的阕阕词章，为我国古今诗坛增光添色。从本期起，本刊将陆续推介一些湖湘诗人的作品，以飨读者。     

张栻“异端”观研究

张栻以性为本体,以儒家人伦道德及其政治治理的根本原则为标准来界定佛老、杨墨、词章之学、霸道之学为"异端"。对"异端"展开批判,以维护儒家正统学说,指出佛教理论虚妄不真,杨墨之学偏离仁义,词章之学、霸道政治走向功利。这反映出湖湘学派的价值评判标准:即重视经世致用,强调对儒家伦理的躬行践履。     

论毛泽东的语言观

毛泽东语言观的基本观点是：坚持“言之为贵”的认识观念，准确科学地把握语言的本质；充分认识语言的内在规律，注重语法、逻辑、修辞；加强语言词章修养，做到语言准确、鲜明、生动；提倡下功夫学习语言，“有的放矢”地运用语言；着眼语言的历史发展，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文风，推崇文风通俗化、简明化。毛泽东的语言观来自他本人语言实践的理论升华，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词学的古典与现代--词学学科体系与学术源流初探

该文追溯了“词学”从唐宋时期的考试制度科目、词章之美到演变为一门专门之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以词学学术史的发展为基础,考察并分析了以江顺诒、宗山为代表的古典形态词学与以龙榆生、詹安泰为代表的现代形态词学的学科体系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并对词学与诗学的关系做了新的阐释。     

辛词用典审美效果初探

本文分析了稼轩词用典的审美效果.认为辛词用典不但可以丰富和扩大艺术形象的思想内涵,含蓄地寄托词人的思想情趣,而且可以使词章呈现出一种"典雅精致"、"含蓄蕴藉"和"言简意赅"的审美效果.     

晚清民初“文学”学科的学术谱系——从“词章”到“美术”再到“文学”

作为独立学术系统的"文学"学科在近代中国的出现历经了一个相当复杂的转化过程,不能简单地看作是西学移植的结果,而应当归结于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中国传统的"词章之学"为现代"文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学术资源;其二是清季民初学人以从"词章"到"美术"的转变为"文学"之基本学术品质,奠定了文学研究的学术基础;其三是近代大学教育体制的出现,使民初"文学"的学科定位实现了从通识学术向专精学术的转化,最终确立了"文学"学科的基本形态。由此才导致了"文学"学科自身的知识增殖与知识变形,并最终形成了后世"文学"研究始终游移于"致用"与"审美"之间的基本格局。     

《登泰山记》研究与诠释界限

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是桐城派领袖姚鼐晚年倡导的著名理论;《登泰山记》是其中年创作的优秀篇章,也是桐城派的代表性作品,并被作为古典文章名篇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当代众多文学史家以姚鼐晚年提出的理论逆向诠释其中年的作品,认为《登泰山记》是体现其三合一理论的典范之作。在钻研原始文献的基础上,深入到具体的历史背景中,紧扣《登泰山记》的原文特质和作者意图,可以证明:《登泰山记》中既无义理,也无考据,它只是一篇纯粹的辞章之作;作者以客观、冷峭、拙涩、凝练之笔,抒写清朗、空灵之境和浩然、超然襟怀。由此可以推论:作品特质、作者意图和历史背景为诠释活动设下的界限不可跨越,否则,任何诠解都难免与事实枘凿。     

乾嘉考据家的文学观念与文集编纂——从孙星衍、袁枚考据词章之争谈起

乾隆五十一年向诗坛盟主袁枚宣告“避君才笔去研经”,标志着孙星衍由天才诗人向考据学者的身份转变,但此前已有类似转向。乾隆五十九年两人的论争,掀起了一场道与器、学问与词章之关系的大论战。相较以袁枚为首的文学家,以孙星衍为代表的考据家同样表达出激进而突破传统的文学观念：主张考据词章可以兼顾,强调诗文根柢于学问,重视论学述学体的古文。考据之文大量入集,在文集编纂上呈现出带有乾嘉学术这一时代印记的著述化特征。乾嘉文集著述化,伴随乾嘉学术盛衰而兴替,道咸以后略显颓势,并被文集经世化所接续,这映射出清人文集编纂适时性的宏观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