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文之赋化倾向探析

南朝时期盛行骈文,文士在创作骈文的过程中往往借鉴辞赋的创作手法,致使骈文呈现出明显的赋化倾向.具体来说,这种赋化倾向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直接将辞赋的典型创作手法运用到骈文创作中;二是讲究工整的排偶,推动骈文走向成熟.此外,文中用韵以及文末杂用骚体句式也是受辞赋创作影响所致.     

汉代赋家位同俳优辨

学术界通常认为汉代赋家地位很低,被视作俳优。其实,论者所据四条材料并不能完全支持此种观点:枚皋的自悔之辞只适用于他与东方朔,宣帝之言并无轻视赋家之意,扬雄的意见具有一定的偏激性,蔡邕所言仅适于部分鸿都门学士。另外,赋家身份地位也不尽相同,很难说他们皆被视作俳优。     

五代广西文学论

五代广西文学是广西文学史的重要历史阶段。它上承唐代文学的优良传统,五言律诗的形象思维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产生了不少名句,也使七律登峰造极;下启宋代文学的先河,词人的继出,辞赋家的出现,都使重视音韵学的宋代骚坛增添了异彩。尤其是群体诗人的形成,骚人墨客之间的文学交往及其创作活动,对文学的持续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而诗论的问世,也有其积极的影响     

新世纪以来赋学研究的开拓与反思

新世纪以来的赋学论文数、研究机构、研究队伍都比上世纪的最后20年空前增加与壮大。而就赋学研究的实质内容而言,也远较上世纪的最后20年精深、宏通,彰显出鲜明的学理化倾向,呈现有"汉赋学""律赋学""辞赋文化学"以及赋学理论批评系统化、赋学文献整理规模化的特征。在反思的过程中,赋学研究视野不断开拓,逐步走出文学史思维模式,回到文本,探源辨体,同时,赋体与他体文学交叉研究以及域外赋体创作研究也受到关注,但也存在"跨界"不足的问题,需要加以重视。     

论朱穆的文学创作

朱穆,东汉南阳郡宛人,出身缨冠世家,方正不阿,文学上颇多建树.现存作品主要包括《奏记大将军梁冀》《再奏梁冀》《又奏记梁冀》《上疏请罢省宦官》《崇厚论》《与刘伯宗绝交书》《绝交论》,以及《绝交诗》《郁金赋》等.这些作品涵盖散文、诗歌、辞赋等各个领域.朱穆散文的特点是引经据典、纡徐委婉,关注社会问题、反复求证、富有逻辑性,有的作品也有犀利冷峻、金刚怒目的一面.朱穆诗歌的特点是隶事用典、刻画形象、长于比兴.朱穆辞赋的特点是清新淡雅、描写细致、文辞华美.朱穆的文学作品在文学史上较有影响.     

汉末魏晋辞赋人神相恋题材的情感模式及文体特征

汉末魏晋辞赋"人神相恋"的同题之作,大都表现出丽色-爱悦-自持-分离-怅惘的情感模式,反映了人神邂逅之际或人神爱慕之时,一种来自生命本能的爱悦与内心礼防之间的冲突,以及这一冲突下不得不分离的怅惘.这种脱却外在政治寓意与伦理道德的情感主题,在志怪小说中因"志怪"的外衣而得到更加真实的再现.这一时期的辞赋作家将辞赋虚构的文体特征与创作主体第一人称叙述模式相结合,利用赋体的铺陈功能以及颂与讽的表达效果与模式,让辞赋适时地承担了这种情感主题的表达.随着南朝诗坛声色大开、宫体诗兴盛改变着人们对女性的审美态度,此类辞赋创作在南朝逐渐衰弱.     

辞赋创作视野下南宋初期士人心态探微

在兵荒马乱中,南宋政权仓促建立,广袤的中原土地被外敌侵占,人民痛失家园,被迫南迁。士人们的心态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变和统治者的治国方略而变化,故南宋初期的辞赋作品呈现出复杂多元的士人心态,映射出士人群体的政治期待和价值取向。南渡士人经历丧家失国之痛后,对高宗一朝寄予希望,在辞赋作品中抒发爱国情感,描述四夷来贺的场景,大肆宣扬高宗即位的合理性。而南宋初期仍延续北宋后期的“新旧党争”,面对敌军进犯,无论支持主战还是支持主和的士人,他们的言论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党争的气息。因此,辞赋中多有表达经历靖康之祸后的郁愤情绪,但出于党争或实现政治安稳的需要,士人少有勇气去理性地反思北宋灭亡的真正原因。     

曹植的赋美学观

曹植是建安时期最重要的赋家,他的赋美学意识和思想对魏晋六朝赋美学具有开启性的历史意义,他明确把赋文学的本质定义为对赋言之美的创造,赋家对赋言之美的创造也即是赋家对赋之意象和气韵的审美创造,强调慷慨悲壮是赋美的基本精神。他将审美之赋从价值论方面定性为小道,反对赋文的审美创作可以令赋家收获自己生命的不朽,他的赋观在这一点同曹丕的文章不朽论直接对立,对立的背后,隐约可见曹植同曹丕在政治上各自处境、位势的不同,正是这种不同决定了他们对赋文创作是否具有审美救赎功能有了各自不同的认知。     

“载道”的乌鸟——辞赋中的乌意象论略

由于地区和时代风俗的不同,人们对乌鸦的喜恶或有差异。但乌鸟意象作为中国文学中较为复杂的意象之一,却一直为文人墨客所喜爱。此意象不仅涵义丰富,而且在辞赋中又和其在诗词中有显著的区别。唐前,辞赋中的乌鸟是作者借以表达"出"、"处"生存观念的寄托,乌意象亦随辞赋作者表情达意的需要"出""处"儒道两家,其中《神乌傅》正反映了作者在"出"、"处"间的徘徊和抉择。有唐一代,乌意象的灵异祥瑞成为辞赋书写的重要内容。宋以降,辞赋中的乌鸟渐渐摆脱了其作为祥瑞之兆的使命,而被赋予了更多的儒家道德品性。此时的乌意象集忠、孝、仁等儒家大加称扬的道德于一身,堪称"奉行"儒家伦理道德的典范。而明代《孝乌赋》,凸显乌鸟意象的"孝"德,是彰扬乌意象孝行的典型作品。     

理学的张扬与自信心的凸显——论南宋中期辞赋创作的新变

理学的发展与自信心的恢复与张扬,是南宋中期学术文化方面非常显著的特征,辞赋创作的走向与之密切相关。辞赋创作在当时显现出一些新特征:理学与辞赋形成了一种互动的态势,辞赋成为宣扬理学观念、阐释理学教义的重要载体,也成为表达理学人生境界的重要载体;辞赋多感情饱满、个性张扬、恃才骋气,辞赋中的这种感悟更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和批判精神,很好地体现了微闻讥刺、诡文谲谏的特征;表现生活场景的赋作思想深度得到深化,以往的浅陋见识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辞赋较之从前,辞章和立意更精致、更新巧,这与读书人对唐宋古文的重视、科场时文的程式化等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