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辩护全覆盖的保障

随着2017年10月《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的出台,刑事案件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率先在北京、上海、浙江等8个省(直辖市)开展了积极的探索。审判阶段刑事辩护全覆盖对提高我国刑事案件的律师辩护率、对人权保障和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刑事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一些试点地区对辩护律师的认识还存在着偏见,刑事辩护全覆盖对律师数量以及辩护质量等方面也提出了诸多挑战。我国在今后的司法改革过程中应充分吸纳试点地区经验和教训,结合我国的司法现状,采取消除观念偏见、逐步增加律师资源数量、稳步提升律师辩护质量、加强对律师执业权利的保障以及探索资金来源多层次化等保障措施来逐步实现刑事辩护全覆盖。     

刑事诉讼中律师辩护与律师代理的比较

刑事诉讼中律师辩护和律师代理制度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两大制度--律师辩护制度和律师代理制度,一直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律师代理制度是近年来才被人们重视的,所以有学者认为,辩护制度更为重要.但本人认为,两者缺一不可,相互依存.本文通过对辩护和代理的比较,从另一角度阐述1996年刑事诉讼法改革的重要意义.     

无限主义与强推论创造主义的相容性研究

无限主义是当代解决阿格里帕三难问题的一种进路,但学界的一种批评意见认为无限主义无法解释认知辩护的来源问题。面对这一批评,无限主义者主张推论活动本身也具有创造辩护的功能。坚持推论创造主义使得我们可以更准确地理解推论工具主义的内涵,但强推论创造主义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即以涂厉(John Turri)为代表的无限主义者或者无法说明为什么信念辩护可以从无到有,或者无法让强推论创造主义与无限主义相容。排除了强推论创造主义,弱推论创造主义或许是无限主义的一个有希望的理论资源。     

构建侦查阶段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建议

律师调查取证权是律师权利的核心内容,是律师辩护职能实质化的权利。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强弱直接关系控辩双方的力量对比,势必影响国家追诉犯罪权力和公民人权保障的平衡。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并未清晰回应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侦查阶段辩护律师是否享有调查取证权的强烈争议。     

朱熹为重建家族制度进行的合理性辩护

朱熹在建立了理学思想体系的同时,着手重建家族制度。为了完成这一社会实践任务,朱熹从三个方面对重建家族进行了合理性辩护:其一,从天人一体的本体论高度,论证天下一家理想社会的合理性;其二,从个人道德修养的角度,要求每个家庭成员以事天的虔诚与恭敬孝敬家长,从而为家族建设提供情感依据;其三,从生死观的角度讨论孝亲的合理性,以及重建家族制度对于每个家庭成员而言的终极意义。     

论刑诉法修改后的律师刑辩权利

控辩失衡、"三难"和律师执业风险等突出问题,已严重损害了律师的刑辩权利。为此《律师法》首先进行了修改。而此次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能否与《律师法》进行无缝对接,需要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因为这不仅关涉律师刑辩权利的落实,而且关涉这部法律自身的成长。     

美国辩诉交易中的控辩协商——以“审判阴影模型”为视角的思考

传统观点认为,辩诉交易是"审判阴影模型"下的一种讨价还价,辩诉协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本来就会在庭审中出现的实质性结果。在以美国辩诉交易中的控辩协商为对象加以研究后,我们发现除"审判阴影"外,还有不确定性、成本的压力、被告人的风险与利益偏好等因素影响了这一决策过程。为了保障案件的实体公正,美国刑事司法发展出一系列制度,旨在保障控辩协商在"审判阴影模型"下进行,这些制度对于我国认罪认罚案件中控辩协商程序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值班律师的角色定位与制度探究

2018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把值班律师制度作为基本制度规定下来，这是辩护制度的重大突破和进步，法律上对诉讼权利的保障，是反映一国刑事诉讼法治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值班律师参与刑事诉讼并不当然地具有辩护人的诉讼地位，值班律师的应然定位应当是特殊的法律援助律师。值班律师制度具有推动程序正义实现和促进诉讼效率提升的内在价值，还具有弥补法律援助制度短板、推动审前程序状态合理优化和促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良好运行的外在价值。但是，值班律师依然存在一些现实困惑，对这些困惑、问题的破解，正是改善值班律师制度的有效进路。     

葛梯尔式反例的普遍形式与 葛梯尔问题的实质

通过对葛梯尔本人提出的两个反例的形式分析，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逻辑形式。不难证明所有葛梯尔式的反例都具有这种普遍形式。由该形式可以看出葛梯尔问题的实质，即知识的辩护性条件和真实性条件是彼此分离的，从而使得反例与知识的GK-定义一起逻辑地导出矛盾。传统知识定义与GK-定义在重要的方面存在区别，即它实际上并没有将知识的真实性与辩护分离开来，这使得传统定义可以免受葛梯尔问题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