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人口两化问题与风险前瞻

农村人口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参与者、保障者,是影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效的关键因素之一。目前,我国农村人口发展不仅表现出人口少子化、老龄化、少子老龄化等与城市人口发展相类似的"城市化"问题,也表现出教育水平低、青壮年人口外流、人才匮乏、环保观念弱等"逆城市化"问题。农村人口的两化问题会削弱乡村振兴的人口结构基础、阻碍乡村振兴预期目标的实现、增加乡村振兴实施成果维护与延展的难度,不断强化其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过程中的风险角色及治理的必要性。     

参与困境、场景升级与数字乡村的全景治理——对湖州市“数字乡村一张图”治理平台的案例研究

新世纪以来,中国乡村治理普遍面临着村民日益增长的成员权意识和参与困境之间的基本矛盾;而在东部发达地区,逆城市化发展则推动了乡村治理的场景升级,高阶发展场景提出了服务新业态和提升乡村体验的新要求。面对由基本矛盾造成的“老问题”和场景升级带来的“新议题”,湖州市通过对数字化改革成果与地理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开发出“数字乡村一张图”全景治理平台。该平台通过“感知界面-应用终端-控制中枢”的运行架构对乡村治理体系进行了数字化改造,凭借数据融通机制和智能督办机制形成“一图感知、一屏管理”的全景治理模式。在“数字乡村一张图”的运行中,数字治理平台与移动终端的结合铺设了一条村庄公共性再生产的数字化路径;智能监测与互联网应用的结合则推进了高阶发展场景中的服务升级和管控升级。     

论作为新型城镇化自主动因的逆城市化

科学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过程本是农村向城市靠拢,城市向农村渗透的双向过程。我国曾经的城镇化之路却过分侧重于前者而忽略了后者。逆城市化则是城市向农村渗透的方式,其既作为城市化的一个重要阶段而存在,亦是推进城市化进程的积极因素,其产生具有客观性和不可逆性。遗憾的是,逆城市化并未在我国积极发生,并非因为我国社会基础条件不充分,而是由于特殊的制度障碍所妨害。如何利用这一客观力量推动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是现有制度改革应该关注的重点。宅基地使用权革新是变革的关键。     

关于中国城市化道路理论的反思

我国之所以长期选择走农村城市化道路,是因为在城市化理论研究和政府决策中,接受了小城镇化理论、对"大城市病"和中国国情与城市化道路的相互关系的片面认识等理论和观念。要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必须在对支撑我国城市化道路的理论进行反思的前提下,实现由农村城市化道路向以大中城市为主、城市与城镇并举的世界一般城市化推进模式转变。     

城市中心区商业的衰退与我国零售业面临的挑战

城市化达到一定程度后 ,必将出现逆城市化现象 ,城市中心区商业也必将面临衰退 ,零售业首当其冲。我国零售业应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 ,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 ,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 ,选择适当的发展模式 ,走规模化、品牌化、服务特色化的道路     

成都:从"中心城市"到"田园城市"

超大规模的“中心城市”发展模式是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促进的结果,生产要素组织成本最小化的规律,导致工业化时期城市发展的“摊大饼”模式。“城市病”的内逼和交通条件降低物流成本的外引,导致了“逆城市化”现象的产生。“田园城市”理想在后工业化时期得到广泛的响应。成都市的统筹城乡进程是对效率约束下城市化模式的调整,是对城乡资源从公平角度的重新分配,是对后工业化时期城市建设规划的提前布局。     

由城入乡:逆城市化的本土实践与理论重构

当代中国发生了三种不同类型的逆城市化实践:类型一是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实践形式的"政治动员型逆城市化";类型二是以户籍人口"非转农"为实践形式的"政策准入型逆城市化";类型三是以农民工"离城返乡"为实践形式的"理性选择型逆城市化"。逆城市化的本土实践表明,国家、社会以及个体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以不同的姿态介入其中,分别展现出"国家中心""社会转型"以及"个体赋权"的实践逻辑。当代中国的逆城市化不是城市化的反叛,只是城市化的重要阶段,对主流城市化战略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逆城市化”还是“伪逆城市化”——基于中西方的比较研究

"逆城市化"在理论和实践上来自西方发达国家,是西方国家"城市病"和城乡差距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二战"后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结果。中国目前出现的所谓"逆城市化"的现象,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以及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城乡差异所导致的利益驱动的结果,是一种"伪逆城市化"。故而绝不能照搬西方的"逆城市化"理论研究中国的城镇化问题,应当吸取西方城镇化的教训,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公共品性质与农村需求：新政十年回顾总结

农村公共品是特殊意义上的公共品,与一般公共品不同的特征就在于其暂时性、过渡性。农村很大一部分人口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进城之后公共品供给不足,如果过度增加农村公共品供给实际上是一种逆城市化行为,意味着浪费,与此同时,农民工进城后其子女入托、就医、就学等难题则得不到有效解决。增加农村公共品供给首先应增加农业产出和农民收入水平,如果农业产出和农民收入水平没有增加,单纯靠公共财政扩大农村公共品投入是不可持续的,中看不中用的。土地入股将社保福利寓于其中,是最具有社会性的城市化方法,能够从根本上满足农民进城对公共品的需求。     

东北地区劳动力逆城市化流动配置问题

回顾以往文献,对1990年代中期以来东北地区劳动力逆城市化配置现象进行实证研究和经验分析。阐释模型设定、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从地区层面和分省两方面对回归结果进行初步和进一步经验分析。得出结论与政策启示为从整个地区看,东北地区劳动力逆城市化配置现象与其市场化进程相对缓慢、人口城市化步伐与就业实现严重脱节、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加以及城镇持续高失业率有着密切联系;从分省层面看,人口城市化与乡-城转移劳动者的稳定就业相分离以及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就业条件改善等有着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