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传播艺术及媒介特征——从“邸报”、“小报”、书院说起

北宋和南宋各经历了九代皇帝，三百年的时间给今天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在物质生产领域，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在宋代传播领域掀起了一次革命；传播活动方面，“邸报”作为中国古代官方报纸统称在这一时代细化起来：“邸报”代替了“进奏院状”，官方信息传播系统更加健全，“小报”这一民间传播方式出现，引发了争议；教育活动方面，书院作为教学机关更加完善，理学思想传播范围广泛。传播媒介在宋代得到了改善，传播思想在宋代得到了发展，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和组织传播更加发达。     

试论清代邸报的发行体系

古代邸报的发行体系承载着邸报传播的最后环节,也是邸报价值能否有效实现的关键所在。长期以来,关于清代邸报的发行抄传研究十分有限,诸多问题并没有彻底厘清。清代邸报的发行主要有两大系统组成,即驿传系统和提塘发行。驿传包括中央和地方两级机制;提塘发行为清代邸报最有特色的发行模式,它包括京塘和省塘两个层级。两者共同组成清代邸报的发行网络。     

从邸报看我国古代文件信息的发布

邸报，是我国古代官方发布政令及其他文件信息的载体，也是在一定范围内发布皇帝谕旨与官僚奏议的重要工具。对邸报的考察与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我国封建社会文秘工作的性质、功能、特点及其演变发展，进一步加深对古代文秘工作的认识。     

论宋代邸报的双重性特征

宋代邸报是进奏院状报的一个分支性报纸,它虽具有官报的性质,也与进奏院状报的内容、印刷方式、发行大多相同,是在进奏院状报层层传抄和摘录过程当中的产物,属于进奏院状报的范畴,但邸报又有自身的特点,刊载的内容有时超出进奏院状报的范围,有较强的新闻性,所以邸报并不等同于进奏院状报。另外,邸报与宋代小报相比较而言,二者的传播内容和读者对象、新闻时效性大多相同,但在性质上小报属于民间报纸。由此可知,宋代邸报具有双重性特征,既有进奏院状报的官报性质,又含有宋代小报的一些民间报纸的性质。     

唐宋诗分题材研究与构想——以考古诗、邸报诗及类分意识为中心

唐宋诗歌题材不但具有社会学意义,更具有美学意义。研究它能够显示唐宋诗重要题材的产生、发展、演进的源流及其文化轨迹,揭示唐宋诗题材之间的异同与联系,重现在唐宋文化背景下诗人对诗歌题材所进行的文化选择的心理脉络。通过对唐宋各类诗歌的开掘,能更深入地揭示唐宋诗的本质特征,为唐宋诗的研究提供新的开拓与转换视角,使整个唐宋诗研究工作上升到了一个更高、更新和更富于概括性的层次。特别有利于说明唐宋诗以最宽广的渠道通向社会生活的主潮,同时还有利于说明文化选择方式对当代文化的影响。     

明代邸报出版与社会舆情传播

作为一种官报,明代邸报的出版传播机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严密的组织程序。一方面,邸报须经由通政司、六科、提塘等机构出版传布,且对邸报的传布时间、传抄方式、讯息内容均有具体规定和严格控制。另一方面,明代邸报传播的社会舆情广涉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表现出一定的真实性和时事性特征,是研究明代新闻出版史乃至明史的珍贵史料。但在专制时代,明代邸报的舆情传播也存在舆论控制严格、舆论影响有限、传播虚假新闻等不足。     

宋朝的邸报与时政

邸报是宋代中央与地方之间最重要的情报交流渠道之一,也是各地官员了解外部世界和朝廷动向的窗口.在宋代,邸报无疑是以皇帝为核心的朝廷的喉舌,尽管具有极强的政治色彩,但在一定程度上亦发挥了舆论监督的功能.由于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干预和影响,因而邸报的监督作用是相当有限的,不宜估计过高.同时,邸报记录了当时社会的很多重要史实及朝廷的方针政策、人事任免等,因而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     

宋代朝廷与地方之间的"文字"传递--围绕邸报及其相关问题而展开

诸多资料表明,宋代凡是进奏院下发到各地的"文字"原则上都可以称为邸报,其称谓有"报状"、"进奏官报"、"进奏官报状",等等,本质上都是为了将中央的有关方针政策、朝廷内外人事任免以及其它各种文件和指示传达到地方.同时,地方相关政务亦需向朝廷汇报,经过有关部门"批示"后再由进奏院负责转发下去.显而易见,这是宋代权力运作的重要侧面,也是集权体制的必要环节,一方面,地方官员从邸报可以了解一些朝廷动向和"施设",并加以贯彻执行,另一方面,中央也能通过邸报从某种程度上控制和掌握地方政务.     

清代小报辨析

清代小报与以往研究者所描绘的有很大的出入。首先清代小报的概念是指未经发抄而被刊载传播的新闻。其次,清代小报的发行者不仅仅有驻京提塘及其刷写报文者。还有民间报房《京报》的主人及其刷写报文者,以及偶尔为之的个人。小报从清代之初就开始被当局一再禁止,但又屡禁不止,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公开存在,究其原因是清代小报本身的隐蔽性和中国封建社会缺乏立法精神使然。     

邸报与中晚明的公开议政

作为处理公共事务的政治治理,政治的生命与活力在于公开,公开方可赋予政治治理以理性精神。以儒家传统话语而言,则为决之“公论”,“公是非于天下”。然而这一点的实现,则需要相应的媒介作为载体。本文所探讨的邸报,就是“公论”与“公是非”的介质。中晚明的邸报,其承载内容之全面,覆盖范围之广,传播速度之快,不仅使明代政治呈现高度的公开透明性,而且有效促进了儒家士大夫的议政热情。晚明的“清议”风行,也与此有很大的关联。以明代历史沿革而言,邸报之从无到有,至万历臻于极致,进而延续至明亡,体现了儒家士大夫为实现自身的政治理想于政治制度建置上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