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地区经济运行中的"制度解锁"

存在于东北地区经济中的非竞争性市场、低效率的产权结构和封闭的地域文化结构导致了经济运行的制度锁定.根据路径依赖理论,从正式制度层面和非正式制度层面来分析,从制度的非均衡层次来审视.东北地区经济运行制度退出闭锁最关键的就是政府的职能转变和制度创新.     

有恒产者的恒心:农民工住房状况与就业稳定性研究

采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与地级市数据合并,探索了住房状况对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及其机制.首先,基准模型和工具变量模型估计结果均表明:在打工所在城市有住房的农民工,其就业稳定性更高.其次,通过对可能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的观察发现:住房产权通过房奴效应和锁定效应提高了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房价上涨会提升有房农民工的就业...     

网络经济下企业兼容性选择与用户锁定策略研究

通过两阶段的Hotelling双头竞争模型,本文将网络外部性与产品兼容性视为导致用户锁定的主要因素,研究了网络外部性以及兼容性所产生的转移成本对消费者的锁定效应,以及网络外部性与兼容性对企业竞争策略的影响。     

碳锁定的空间非均衡性及动态演进分析——以江苏为例

从城市尺度出发,以江苏省13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利用泰尔指数及其嵌套分解方法、空间自相关法探究江苏碳锁定的空间非均衡及动态演进特征。结果显示：江苏碳锁定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非均衡性,城市之间发展不平衡,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特征,泰尔指数由高到低依次为苏南地区、苏中地区和苏北地区,并且区内差异的贡献率远大于区间差异的贡献率,三大地区内部发展的非均衡是江苏碳锁定产生差异的主要动因。江苏各城市碳锁定状况存在空间关联特征,空间发展格局集中性不断上升,马太效应有所增强。     

当你进入锁定状态

女友又换手机了.有趣的是,她的手机每次更新换代,都是旧手机的升级版.周围人嘲笑她,这有个什么劲啊,完全没新鲜感.可她依然如故,原因是根本习惯不了别的手机.     

区域碳锁定的判定研究--以云南省为例

通过建立包括陆地、湿地和海洋的碳承载力、碳超载率的计算模型，采用供需平衡法建立了区域碳锁定时间和趋势的判定模型。以有着“植物王国”和“基因宝库”之称以及水电资源相对丰富的云南省为例，对该省的碳锁定时间、趋势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云南省自2002年后开始出现了碳锁定现象且趋势越来越严重，若不进行强有力的外界干扰，这种趋势将一直延续下去。结合即使“十一·五”低碳目标的完成也没能减轻云南省碳锁定加剧的趋势，提出把减轻碳超载、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提升碳承载力纳入低碳经济发展的目标管理。     

重逢瓜州日 锁定兔葫芦

八年前笔者随西夏文化寻根考察团，自银川一路驱车来瓜州时，全县上下，正在为改名而纠结。自从清代康熙年以来就叫“安西县”，当时由于种种原因县政府要改回唐代的旧名瓜州县。这次来访，行囊中带着史念海先生的大作《河西与敦煌》，其开篇讲到《尚书·禹贡》留下的千古之谜：黑水的地理位置何在？随后引用《左传》的说法：“允姓之奸，居于瓜州。”杜预解释说：“瓜州在今敦煌”。     

技术选择与产业演进：以BD与HD-DVD之争为例

以技术、经济、市场、制度四维框架分析了产业演进的动力机制,以一个新旧技术更替的动态模型分析了对适宜技术选择的更替过程,并以BD与HD-DVD技术之争为例,分析了技术选择与产业演进的关系,得出：产业演进是个系统工程,其中技术是最为基本的动力因素;技术选择是个动态过程,能否符合产业演进的路径取向是新技术成为市场主导技术的关键。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钢铁产能过剩形成机制

国际分工背景下,提升产业价值链地位,破解低端锁定困境,既是化解过剩产能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从国内制造业价值链、产业全球价值链及贸易结构等宏观层面,探究中国钢铁产业价值链低端锁定下的产能过剩形成机制,并聚焦于国际大型钢企,挖掘其微观原因。研究表明:钢铁产业处于中国制造业价值链近乎底部的位置,虽然增值能力总体有所增强,产业链条不断延伸,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在制造业价值链与钢铁产业全球价值链中存在的“微笑曲线”表明,中国钢铁产业的利润空间受到了国内外的双重挤压,产业升级压力巨大;国内议价、盈利能力普遍较差,下游业务联动不足及竞争优势缺乏是导致国内大型钢企的价值链低端锁定主要原因。目前而言,钢铁产业产能过剩与价值链低端锁定相互强化趋势明显。     

中国制造业突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战略选择

借助全球价值链参与国际分工并进行产业升级是发展中国家制造业获得发展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依靠国际代工方式,中国制造业嵌入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生产体系中,对外贸易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由于中国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以及发达国家对中国制造业技术赶超和价值链攀升过程进行严密控制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制造业被"锁定"在微利化的加工、组装环节,利益分配、市场培育和企业发展均受到严重损害,迫切需要政府、市场和企业共同努力,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方式由粗放型的数量扩张向集约型的质量增长转变,实现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层次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