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陶云逵在云南的田野调查述评

抗战时期,陶云逵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领导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对云南石佛铁路沿线开展了深入的田野调查,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文化、历史中的“民族精神”——陶云逵与中国人类学的德国因素

本文通过民国时期人类学家陶云逵这一个案,来梳理德国“文化”概念经过中国学者的思考和运用进入中国社会科学的历程。作为第一位运用“文化”理论进行实地经验研究的中国学者,陶云逵在实证研究中思考如何保存“文化”自身的神圣性,肯定人的精神价值,对各文化之间如何相互沟通和理解问题展开过深入的讨论。这些讨论不仅在人类学内部有意义,而且构成了人类学、社会学与哲学和历史学对话的可能。本文跟随陶云逵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脚步,呈现他在文化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探索,并试图指出,陶云逵对“文化”如何制约“国家”的政治经济权力提出有力的现实和历史证据。     

陶云逵的云南民族研究及其对德国民族学思想的发展

陶云逵作为中国民族学的早期研究者,将德国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和中国边疆的实地研究结合起来。在德国民族学理论中,文化和民族精神是构成民族的两个重要维度,但在现实经验中,杂糅多元的文化与追求纯洁性的民族精神一直有难解的矛盾。文章尝试梳理和总结陶云逵如何破解这个问题,指出：（1）陶云逵在传播论脉络下,实际区分了以文化为载体的集体意识,和以社会为载体的集体意识。前者以传播作为文化和社会的前提,不断构建横向的社会关联。（2）民族志复合的机制是基于传播形成的,为民族性格提供事实基础。民族性格是可变的,不同于民族精神对纯洁、竞争和稳定性的追求。陶氏在处理云南民族志材料时,逐渐倾向于在民族性格意义上展开分析。（3）应基于民族志复合在边政学中的具体应用来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即,国家通过边政和边教在地方重建基于现代性的民族志复合/民族性格,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形成基于现代性的中国民族精神。     

巫术、文字与文明——以陶云逵在西南地区的占卜研究为起点

本文通过对民国时期人类学家陶云逵考察西南地区时关注的占卜研究进行重新解读,指出陶云逵所讨论的羊骨卜、卜和鸡骨卜构成了巫术演化的不同阶段。从符号学的角度来说,羊骨卜是巫术思维的早期阶段。在这个阶段,符号基于约定产生,作为能指的兆象和作为所指的卜书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兆象相互之间也没有构成规律性的关系。而鸡骨卜是巫术思维的另一阶段,在这个阶段,兆象也即所指之间出现了语法规则——主客二元的分类原则。这是将自然与社会整合成一个秩序整体的认识方式。本文认为,对巫术两个阶段进行区分的重要性在于,一是从思维的角度来看,巫术和理性并非截然割裂而是前后相继,二是指出文明不可能摆脱巫术,而重视巫术的伴随,能更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的本质与构建开放社会的可能性。     

抗战时期陶云逵在云南的田野调查述评

抗战时期,陶云逵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领导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对云南石佛铁路沿线开展了深入的田野调查,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