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学与传道: 马一浮与国立浙江大学

抗日战争期间,国立浙江大学被迫西迁,马一浮应浙大校长竺可桢之请为浙江大学师生开设国学讲座,为浙大创制校歌,这段历史成为浙大校史上光辉的一页。但相关文献和档案却显示,马一浮与浙江大学的交往充满各种误会与纠结,浙大险些因此错过这位“士林宗仰”的国学大师;而走过国立浙大的马一浮亦在他唯一任教的大学里,利用各种机会引导学生摒弃实用主义的现代工业观,回归对文化根本的关注,尽管讲学效果与其预想相距甚远。马一浮在浙大讲学并传道,结集而成的《宜山泰和会语》是马一浮一生讲阐六艺国学最集中的部分,由此完成了更为高迈、通贯的学术思想和学术人格的构建,并以一场场思想与精神的盛宴,寄予浙大很深的希望。     

儒学现代转型的三个向度——以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为例

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作为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主要代表人物,构成儒家文化现代转型的三个向度:梁漱溟着眼于儒学思想与乡村改造的结合,致力于儒学的社会化;熊十力以唯识学和西方哲学为阶梯,强调儒学形上之维的敞开,推进了儒学哲学化的思辨进程;马一浮认为西学冲击下的中国学术正处于末世,因而以存留读书种子的心态倾心儒学的精英化.     

熊十力与马一浮

晚清唯识之学力谋重振的一个原因在于中华学术传统中唯有佛学之唯识一派思辩程度甚高,可作为与西哲对话的逻辑基础.熊十力于此最具理性的自觉.<新唯识论>和唯识旧师的区别,主要是熊所建立的哲学体系具有新儒学的种种特征,而不是一个佛学的体系.对熊十力的<新唯识论>给以高度褒扬的是马一浮.1927年熊十力到杭州养病,请马先生为<新唯识论>作序,两人从此成为相契之好友.但熊、马的学术思想亦存在分歧.特别是后来围绕着复性书院的办学而交恶.但他们彼此仍有关切.1955年之后,不见两人具体的文字联系.     

马一浮《论语》诠释特色及其理论意蕴探微

“六艺统摄《论语》”是马一浮《论语》诠释的鲜明特色,在主旨、结构和义理等层面做到了有机融合,并明确指出“六艺”是“总义”,《论语》是“别义”,前者统领后者,两者互参,方能悟到儒家真意。同时,该理论注重儒释会通,以佛学解《论语》,运用“四悉檀”比附诠释“仁”“孝”“为政”,比以儒解儒更具有哲理韵味和理论色彩。无论是“六艺”与《论语》互参,还是援佛入儒,其理论基础都是以“性德”为核心建构起来的、本体与工夫同一的心性论,其根源是孟子的性善论,依然遵循了“尽心—知性—知天”的逻辑理路。     

“通”往未来之路——马一浮文化观及其方法简析

马一浮先生是近代国学罕见的大师级学者，他的“圆融、会通”文化观主张与其问学方法有着密切的关系。马一浮的学术思想在方法上强调“不局”、“不杂”、“不烦”、“不固”，其最大特色是“通”。可以说，马一浮援儒入佛，义理精纯，出入百家而能达到圆融无碍之境地，表现出高度的民族文化自信心，除却其渊博的学识与扎实的国学修养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思想方法。     

马一浮与现代新儒家

马一浮先生被誉为现代新儒家第一代的三位代表人物之一,然而其学说与熊十力、梁漱溟,以及新儒家之“第二代”、“第三代”诸贤相比,显然有其独特性。笔者以为,现代新儒家具备四方面之特征:(1)提倡儒学之第三期发展;(2)对传统学术进行哲学化之建构;(3)突出东西文化之对立;(4)具有现代大学之背景。然而这四方面之特征在马一浮学术思想中似未完全具备。另外,马一浮虽与熊、梁诸新儒家学者交往甚深,但在一些学术观点上有很大的不同,这些不同在某些程度上说甚至具有根本意义。以此,我以为马一浮不属于现代新儒家。     

论马一浮《老子注》中的“以佛解老”思想

本文通过对马一浮早期《老子注》研究和梳理 ,分析了本体论、认识论、修行论和辨证论中佛老对释互证的路径与特点 ,并且指出“以佛解老”为其以后的六艺论作了思想和方法上的准备和探索 ,在老学史和现代思想史的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     

马一浮功夫论初探

马一浮在朱子学的基础上,针对时代病痛,提出读书、穷理、涵养的道德修养功夫。这不仅是一种独创的理论思考,更是他一生道德实践的真实体现。它为儒学的重建指出一个新的向度。     

诗的形而上学阐释——马一浮诗性论抉隐

马一浮将诗性问题还原为心性问题。他所谓的诗性既不同于维柯意义上的原始思维说,也不同于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存在方式说,而是指形而上者给出自身的等流性,以及形而下者回到自性的可能性。形上之心在原初的自性等流中将自身给出,这就表征为诗性时间。形下之心在诗中运思以为形而上者的着落自身腾出地盘,这就表征为诗性空间。马一浮形而上地阐释诗性的目的在于为儒家诗教实践建立形而上的基础。在他那里,诗教问题不只是面向社会的教化问题,也是面向个人的悟道问题,亦是儒家六艺之学的判教问题。     

马一浮论三教同归性命之理

在马一浮看来,在具体的学的层面,儒释道三家彼此不同,但在道不可传、反己自求、得道于身这三点上是一致的,即求道的方向上是相同的.思想可因人而异,生命则是人人所同,三教同认不可传的道即指身心性命之理而言.此理乃是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之理.它超乎一切有限生命之有,是证悟所了,非言思可及,故不可传;它又不离一切有限生命而发挥作用,作为其本心而潜在于每个个体生命的身心中,故可觉悟证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