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涛民本主义君主观与黄宗羲君主论的相似性

明朝丘濬于成化二十三年(1488年)完成《大学衍义补》。200年后,黄宗羲作《明夷待访录》,此书被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者看作是极具创造性的超越其时代的著作。但是与丘濬相比较,黄宗羲的思想只是更为激烈一些,而丘濬的思想表述则较为平和,二者的相似性仍是引人注目的。     

《黄宗羲评传》读后

黄宗羲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镇 ,张岱年先生曾说 :“黄梨洲是中国过去民主思想的一个伟大的代表。”正因为如此 ,黄宗羲也是研究的热点之一。徐定宝教授撰写的《黄宗羲评传》 ,充分吸取了学界既有的成果 ,同时又不因循陈说 ,通过认真研读《黄宗羲全集》 ,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 ,是研究黄宗羲的一部力作。徐定宝博士研究黄宗羲十多年 ,此前曾编著了《黄宗羲年谱》(华东师大出版社 1995年版 )。由于作者对黄宗羲进行了充分的前期研究 ,尤其是通过编写《黄宗羲年谱》 ,全面挖掘爬梳了黄宗羲的生平史料 ,对黄炳的《黄梨洲先生年谱》多有补正 ,并…     

税收中“黄宗羲定律”的剖析——基于税收伦理的角度分析

"黄宗羲定律"是在我国税收改革中是困扰千年的问题,指出它的根源,找到破解它的方法,对我国当代税收改革也具有指导意义。本文通过税收伦理的理论分析"黄宗羲定律",引入高赛尔的协定道德理论,提出了一套解决"黄宗羲定律"的税收伦理思路,最后基于税收伦理对税收改革提出了建议。     

清初实学之风与《孟子师说》

明末清初,学术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道德和知识的关系也随着学风流变的转向出现了变化。在反对明末腐朽学风的思潮中,涌现了一批批判理学末流、重新阐释儒学经典,旨在经世致用的哲学家及其著作,黄宗羲与《孟子师说》就是其中的代表。现拟从实学角度看《孟子师说》,意在阐述清初实学之风和《孟子师说》的关系,说明经世致用思想在《孟子师说》中的体现。     

再探政府机构改革“黄宗羲定律”破解之法

被动适应性改革、机构撤并与职能转变缺乏有效互动、改革重横轻纵等诸多原因导致我国历次政府机构改革难以摆脱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循环,终陷入"黄宗羲定律"怪圈.建设学习型与服务型政府,实现政府结构与功能互动,横纵改革结合,形成网络化改革治理格局,建立现代公共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加强财政监督与立法等,是21世纪我国政府机构改革跳出这一怪圈的出路所在.     

对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的几点思考

政府全面取消农业税这一重要举措有其深刻的背景,虽然对全面取消农业税的必要性已成基本共识,但还是有人对取消农业税产生疑虑,因此要理性看待全面取消农业税。我国免征农业税后要走出“先减后升”的怪圈,免征农业税关键是要减轻农民的“灰色负担”,减免农业税后还要做好相应配套的工作。     

四海宗盟与所得一半:黄宗羲明文统系中的钱谦益

明末清初,钱谦益与黄宗羲先后主盟文坛。钱对黄有铭墓之托,黄亦嘉许钱为"四海宗盟"。黄宗羲晚年重构有明文统,却称钱仅"所得一半",并在其《思旧录》中全力批揭钱文之弊。这一落差实源于黄宗羲对明文统系的自觉构拟,并通过对归有光地位的归属而鲜明表现出来。前评突出了钱的派别影响,后评则自文章史地位立论。无论在作为一代文章渊薮的《明文案》《明文海》,还是在作为一家之学的《明文授读》中,钱文皆大量入录。这也反映出黄宗羲在标揭明文正统的同时,不失对钱文的理性评判。     

论黄宗羲"作文不可倒却架子"观 ——以其塔铭批评与创作为中心

在禅风炽盛的明清之际,黄宗羲强调儒者"作文不可倒却架子"。首先,在对当世儒者所撰塔铭的批评中,黄宗羲认为"启众信、备僧史"理念统摄下的塔铭写作有失儒者气象,文章往往雅俗相乱。其次,在自身塔铭创作上,黄宗羲的儒者本位意识也有所投射。论及僧诤时,他善于借儒者之例批判禅林门户之见;为逃禅者作塔铭时,他着力凸显塔主"外禅内儒"之精神实质。以黄宗羲的塔铭批评与创作为中心,可解读其"作文不可倒却架子"观的内涵,并可感受当时儒释交游之张力。     

《明夷待访录》在清代中后期的传抄、阅读和接受

在清代文化政策的高压之下,《明夷待访录》始终处在思想潜流之中。道咸之际,《明夷待访录》在广东和江南重新刊刻,这些刊本的背后代表着抄本的积累以及学者思想旨趣的转移。新见薛福成和袁昶的抄本以及其他《明夷待访录》抄校本,不仅体现了抄本与刻本的接力,更展示出咸丰以降士人群体转相传抄《明夷待访录》的盛况。同治年间以金陵书局为中心,士林形成了抄录、阅读和讨论《明夷待访录》的新风尚。然而学人对《明夷待访录》中的制度设计充满了困惑和异议,对其的否定和批评构成了时代的一般看法。撰成于清初而到晚清大放异彩的《明夷待访录》并非百年无闻,而是以抄本形式隐隐流传,士林对其的认识亦曲折多变。借由多部新见《明夷待访录》抄本,不仅可以一窥抄本文化中展现的思想活力,同时可见清代中后期士人政治理念的分裂与变异。     

修德而后可讲学——论《明儒学案》的精神

长期以来,学界主要从哲学、学术史、体例学等方面来研究《明儒学案》,很少有人从修德角度来探讨《明儒学案》。其实黄宗羲的创作宗旨在于修德,《明儒学案》的精神是“修德而后可讲学”。围绕着修德,黄宗羲从三方面来评论明代学术:一是修德重在自得,学术要在自家身心上生根。二是修德深浅关乎学术深浅。判断学术深浅要考察其圆融性和深刻性。圆融性要求说话前后一贯,理论没有矛盾。深刻性可以从如何解决本体与工夫,从如何回答理-心凑泊、儒-释分别这两个问题,从如何进行学术辩论,从如何讨论同一个话题这四方面看出。三是修德具有效果,可以使人坦然面对贫穷、危险、死亡,可以“所过者化”。本文通过考察黄宗羲对明儒学术的评论,再现了黄宗羲修德的深浅,建构了黄宗羲的修德理论,同时期望引起现代学者能对自己的学术研究进行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