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江南著名女诗人方维仪诗歌论

江南桐城＂方氏三节＂于明末清初即享誉诗坛,其中方维仪诗画成就最高,然其婚姻短暂而不幸,归家守志清芬阁。她著作较多,流传极少。诗存百余首,内容大体分为两类：一是感伤诗,抒发了一个守节殉道者的内心孤苦悲戚之情,揭示了封建社会节妇们真实的内心世界和生存困境;二是忧时伤乱之作,反映明季社会现实,具有一定的认识作用。其诗感情细腻,真挚沉郁。     

模仿狂潮如此被掀起——《江南style》在青少年中走红的心理学解读

韩国音乐人朴载相的音乐作品《江南style》自网络发行后,以类似"病毒式"传播速度迅速走红,特别是受到年轻人的普遍追捧和青睐,由此掀起了一股模仿狂潮,具体有两种不同性质的表现:一是对作品本身真正的模仿,二是对作品模仿群体的从众跟风。除音乐作品自身因素外,《江南style》的走红与青少年群体的心理特点密不可分。     

略论江南文化的现代转型及内涵重构——以上海为中心

江南文化大致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方国文化、地域文化与城市文化,分别对应了三个维度,即历史维度、地理纬度与城市维度,其中,城市文化是近代江南文化的典型形态。在江南区域城市文化实现精神内涵的现代性蜕变中,现代传媒的革命性意义尤其值得关注。现代传媒的出现,从整体上改变了城市文化的内在结构,推动了江南区域文化的现代转型,具体表现在文化主体、生活内容、文化精神等方面。从城市生活内容到文化精神,我们可以看到,以上海为代表的江南城市文化之发展俯仰依违于传统趣味与现代意识之间,顺着言情文化与时议文化两条主要线索前进,此两重文化主题的发展演进,形象地诠释了江南城市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内涵重构。     

关于江南奏销案的再思考

对于清初江南奏销案,一般论者大多从清廷对士绅的政策层面着眼。文章则将此案置于清代财政制度建构的过程之中加以考察,认为江南奏销案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清廷之所以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奏销案是因为清初财政肩负双重使命,这种双重使命导致国家异常重视财政制度的完善和执行。江南奏销案对绅士的打击比较广泛是江南特殊的情形使然。     

论清初丁酉世盟高会

顺治十四年,冒襄于南京举行了丁酉世盟高会,大会故交同盟子弟.雅集上众人共同抒发了故国之思及抗清思变的愿望,造成集体拒绝参加江南乡试的政治影响.然而由于同盟后人的敌国之思终究存在隔闵、抗争思想不够坚决及难以抗拒现实利益的诱惑,使得拒绝参加清廷科考只能是暂时性的偶发事件.     

汉代江南铜镜文化

《考古》、《文物》、《考古学报》三大杂志和《湖南出土铜镜图录》、《浙江出土铜镜》等书刊上有较多汉代江南的铜镜资料。汉代江南有发达的铜镜制造文化。固着在铜镜上的花纹、铭文展示了汉代江南人的各种信仰和社会风俗。汉代江南铜镜文化与中原铜镜文化相比既有共性又有突出的个性特征。     

中国南北古典园林之美学特征

中国南北古典园林的造园形式和表现有着自己独特之处，论文就环境特征、文化特征、空间特征、性格特征、艺术特征等方面进行分析，阐述北方皇家园林与南方私家园林之间美学特征之异同。     

江南文化精神的“在”与“说”

在今天阐释江南文化精神，有两个方面需要特别关注，就是江南文化的“在”与“说”。前者属于存在论问题，主要是江南自然、社会与人文的存在现状；后者属于语言本体论问题。主要是有没有人可以把江南文化的“在”讲清楚、说出来。在“怎么说都行”的后现代文化中，关于江南的“说”比关于江南的“在”显得更加重要与紧迫。以“江南诗性文化”为核心范畴的“江南美学与文化”研究，以区别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为空间背景，追溯江南文化的文化背景与渊源；以区别江南文化与齐鲁文化为区域背景，揭示江南文化的诗性与审美本质；以江南轴心期为理论基础，还原江南美学与文化的历史生成；以江南城乡差别为解释框架，探索江南城市诗性文化的精神结构，推动了江南文化从实学向美学的学科飞跃，是研究者进入江南最重要的学术配置与基本的主体条件。     

黄道婆问题再研究

宋元之际,黄道婆通过海洋平安地来往于海南与江南间,对这一现象的较合理的解释是人口买卖的结果。明代以来,她被官民推上庙宇祭祀的神坛,完全是江南籍士大夫因应当地商品经济发展及维护"女织"形象而刻意制造的结果,并由此强化了黄道婆是上海人的历史形象。其实,黄道婆的籍贯也不排除是海南人的可能。     

郑板桥与江南的关系

郑板桥与江南尤其与苏州具有深厚的渊源,郑板桥本是苏州人,骨子里重视源于江南的祖宗情；他不仅自称江南人,具有江南情结,而且有着独特的江南和苏州意识：他到过江南,有着江南和苏州的感受；苏州是他眼中的江南龙头,衡量区域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