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京都大赋论略

大赋发展至东汉时期,在题材上发生显著变化,出现大量以都市为主要描写对象的赋作,即"京都大赋"。在班固《两都》、张衡《二京》等力作的倡导下,京都大赋蔚为兴盛,代表了东汉文学的最高成就。     

汉赋与汉代酒文化的以乐为本及其流变

汉代酒风的炽盛是汉赋中酒文化的社会原因。调和人伦、献谀神灵和祭祀祖先是汉赋中酒的基本文化功能。以审美判断来审视汉赋中的酒文化,可见以乐为本是汉人酒文化的精神内核,而汉末则成为酒文化以悲为怀的开端,此后借酒浇愁、寄酒为迹则成为中国文人酒文化的常态。     

从北宋科举制度的变革看洛蜀党争的起因

王安石在熙宁变法中,将诗赋取士改成经义取士,这一改革举措,在元祐更化时引起了争议。以程颐为首的洛党支持经义取士,而以苏轼为首的蜀党支持诗赋取士,双方由此产生政治分歧。产生这种政治分歧的根本原因,是双方都希望通过控制科举取士制度巩固和扩大己方的政治影响力。洛蜀党争的导火索,是司马光的去世,使得科举制度之争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改变。随着党争的日益深入,科举取士的制度天平也随之发生倾斜。南宋以后,经义取士制度也随着程朱理学的崛起而日益稳固,并逐渐发展成八股文取士制度。     

隋通济渠流经线路的一条较早的新书证

通济渠是隋大运河中最重要的一条,其东段通称汴河.由于早期文献记载或简略不明,或易生歧义,所以关于通济渠东段(汴河)的具体流经线路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当代历史地理学界主流观点是认可中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里对汴河的记录,即西起黄河板渚(今河南荥阳市北),向东流经汴州(今河南开封市)、宋州(今商丘市),再偏向东南流经宿州(今安徽市名),至泗州(今江苏盱眙县北洪泽湖中)入淮河.通过研究认可此说,并且发现盛唐人高适的<东征赋>是佐证此说的一条新的重要书证,它比<元和郡县志>早了六七十年.     

元嘉文学二考

以刘裕为核心的文人集团在彭城所进行的饮酒赋诗活动有两次:一次发生在义熙十二年(416)九月到十三年(417)正月之间,另一次发生在义熙十四年(418)九月九日,两次活动的主题并不相同.另外,根据谢庄生平以及《月赋》中的线索,本文认为《月赋》创作于元嘉十八年(441)秋天.     

尤刻本《文选》增注研究——以《吴都赋》为例的一个考察

长期以来,尤刻本《文选》被认为是李善单注本的代表,但是将此本和相关版本进行详细比对后发现,它已经严重偏离了李善注。与已知最早的李善单注本北宋国子监刊本相比,仅《吴都赋》一篇,尤刻本就出现了2035字的增注。这些增注不仅来源复杂,而且大部分找不到出处,比较可靠的推测是:尤袤手中有一个李善注本,而这个注本有大量的旁注附在善注之旁。尤袤在刊刻之时,把这些内容作为善注收入了新刊本。总之,尤刻本是一个以李善单注本为名的杂糅了诸本的《文选》注释本,从学术研究层面讲,是一个很不值得信赖的本子。     

李斯特与匈牙利狂想曲中的民族性

本文通过论述李斯特的生平和初步对《匈牙利狂想曲》的研究,进一步探寻李斯特在这一作品中所体现的民族性的特点。通过对《匈牙利狂想曲》民间素材上的分析来说明李斯特的民族性在其创作中的反映。文章剖析了李斯特在匈牙利狂想曲中融入了爱国主义的精神,也阐明了《匈牙利狂想曲》中融入了李斯特本人的创作艺术风格,这也正是《匈牙利狂想曲》成为不朽之作的原因所在。     

刘勰赋学观的缺失——从魏晋赋首谈起

从刘勰对“魏晋赋首”八家的称举与评述中,反映出他“尚宏丽”、“重讽谕”的赋学观,这一赋学观承传于汉人而迥异于魏晋。刘勰以汉人的辞赋标准来观照魏晋赋家赋作,缺失自然产生,对魏晋抒情小赋缺乏应有的重视。刘勰赋学观的偏执和缺失,因其反对齐梁文风而致,但归根到底,又决定于他的儒家思想及诗教观。     

格什温与《蓝色狂想曲》

20世纪美国杰出音乐家格什温因为成功创作钢琴协奏曲《蓝色狂想曲》而影响了全球范围的音乐创作,而《蓝色狂想曲》的成功则得益于他成功的和声实践。类似“爵士和声”这样既流行又民族化的音乐创作思维也成为音乐创作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尺度。     

龚克昌先生汉赋研究述评

龚克昌先生对汉赋研究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一)推翻了两千年来人们强加给汉赋的种种鄙薄之词,为新时期的汉赋研究揭开了序幕;(二)深入探讨汉赋的思想价值及艺术贡献,充分肯定其文学史地位;(三)系统研究汉赋作家作品,梳理汉赋发展的历史流程;(四)校注、评析所有汉赋,为学术界提供可靠的参考资料;(五)培养汉赋研究的有生力量,使赋学研究组织化、规范化、世界化,为新世纪的辞赋研究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