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怀孕母猪口服调痢生预防仔猪黄、白痢病

将农村中品种、胎次相同的60头怀孕母猪分为三组进行试验。试验结果表明,给产仔前5天的怀孕母猪口服调痢生,按每公斤体重100毫克剂量,每日一次,连用5天,对预防其所产仔猪不患黄、白痢病具有显著效果;而且仔猪增重快,药费成本低,使用方便,经济效益明显。     

李贺和比喻

李贺的比喻和一般比喻差别很大,他经常颠倒喻词和被喻词之间的关系,给人带来震撼。这种比喻方法,不仅表现了李贺心中万物平等的思想,也展现了迥异现实的另一世界的景象。     

试析黎锦熙先生拼音规划研究的主要理念

黎锦熙先生在研究拼音规划的过程中,灵活处理标准音和方音的关系,客观处理利用汉字和走向拼音的关系,务实处理音节传统拼写法和现代拼写法的关系,辩证处理普及和提高的关系。黎先生不避俗浅,务求实用,热心语文普及运动的学风对当今的语言文字研究很有借鉴意义。     

李白人格精神现代价值论略

李白的诗歌作品是展示其人格精神的重要载体。终生不渝地坚持信念理想、关心社会且勇于批判现实、积极进取、坚持个性独立、真诚热爱大自然等是李白人格精神的基本表现。这些精神具有超越时空的鲜明特征，对促进当今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李佩甫《城的灯》中的恶魔性因素

恶魔性因素在中西方文学传统中具有普遍意义,栩栩如生的恶魔性人物形象始终具有着无限的艺术生命力。恶魔性因素的内涵是对某种正常秩序的破坏,对正常意义上的社会伦理道德的反叛,其核心要素是反抗,其生命是叛逆,其实质是战斗。原始的生命冲动和颇具创造性的智慧是其性格中共有特点。李佩甫小说《城的灯》中的冯家昌这一人物性格中,就具有较强的恶魔性因素。     

论李泽厚的实践美学

李泽厚的实践美学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50—60年代前期为萌芽和初步形成时期;70年代末—80年代前期为发展完善时期;80年代后期至今为深入时期。对实践美学的主要概念和命题,如主体性、积淀、自然的人化、内在自然的人化、新感性、人的自然化等进行梳理及对实践美学的形成、发展和深化过程的知识社会学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把握实践美学作为一种学术理论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同时也可以使我们对中国的现代性进程研究多了一个视角———一个现代美学学术史的视角。李泽厚对美学的研究从来不是空中楼阁,不是形而上的纯粹思辨,他的所有的问题都植根于现实生活并力图在此基础上为中国甚至整个人类、为每个个体幸福生活寻找出一个方向。李泽厚的实践美学不仅从美学上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命题和学说,而对中国的现代性启蒙产生了重要作用并且必将对新世纪中国社会的精神文化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也论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以《李鸿章》传为例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之一,在历史理论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而《李鸿章》传是其新史学思想形成初期阶段的一部传记作品,通篇体现着梁启超对自己所提出的"新史学"理论的认真思考和实践。故文章以《李鸿章》传为代表,对梁启超逃亡日本前期初步形成的新史学观点进行综合分析,提出如下判断:维新救国的政治理想和实践是梁启超资产阶级新史学产生的根源,《李鸿章》传作为一部其新旧史学思想过渡转型时期的著述,从对旧史学的批判、新政治理想的萌发、传论结合新文风的开创、史学比较方法的运用等方面体现着梁启超对所倡导的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初步尝试,因此这部传记作品与其他时期的传记著述相比,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诗歌中的“面具”美学--以宇文所安对晚唐诗人李商隐的解读为例

诗歌主要是表达诗人思想、抱负、志趣的文体,侧重于表述内在心声。但文学中呈现出的“声音”却是非常复杂的,未必是作者本人的真实声音,有时是寄托的声音,美国汉学家孙康宜把这种仿若戴着“面具”不以真实面貌示人的文学现象称为“面具”美学。晚唐诗人李商隐受党派之争牵连,政治上徘徊彷徨表现,在诗歌中欲言又止、隐喻深婉,内在心声隐藏在“面具”之下,反而成就了诗歌含蓄蕴藉之旨、神秘朦胧之韵。     

酒能成事,酒亦能败事--《水浒传》人物情商研究之四

酒能激发人的情绪，情绪管理得如何，则取决于饮者的情商水平。透过《水浒传》中酒文化的描写，读者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其间各个人物情商的种种表现。武松嗜酒惹是非，又因醉后打虎成英雄；鲁达两次酗酒犯寺规，宋江不胜酒力吟反诗，李逵贪杯被捉，朱贵兄弟借助酒力救李逵，真应了“酒能成事，酒亦能败事”的格言。让嗜酒者克制酒瘾，控制好饮酒后兴奋度的根本方法，还是要努力培养和提高管理自己情绪的能力。     

章怀太子墓壁画《仪卫图》与“画圣”吴道子

章怀太子墓室壁画是唐人物画中的最具代表性作品之一。特别是《仪卫图》的绘画风格和绘画技法,有"吴带当风"独特性。笔者认为,有很多历史线索和证据都在向我们表明,该作品的作者很有可能就是我国唐朝最著名的"画圣"吴道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