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曼殊诗画的禅佛色彩

因有以禅入诗、入画的传统,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为数众多的诗僧、画僧、诗画僧。文人墨客创作的“禅意诗”、“禅意画”与禅僧禅心外化的“禅诗”、“禅画”有本质上的区别。苏曼殊诗画带有明显的禅佛色彩,如其诗画里大量出现的禅佛名相以及带有“依我自悟”表征的“我”的形象第一人称代词,进一步强化了其现代禅僧的身份特征。     

《明诗话》及其价值与缺陷

《明诗话》传本罕见,甚为宝贵。辑本采辑诗家130余条。所录诗作有的是苏之琨在游历探访中随手采集而得的,为诗人遗落乡间郊野之作,所以苏氏有拾遗补缺之功。苏氏录诗崇尚高格,钟爱淡雅,倡导"性情",重视"意似",对"雅"、"郑"诗风演变也有自己的见解。但《明诗话》也有明显缺陷,诗歌理论探究不深,所录诗歌涉及面比较窄,还有徇私之嫌。     

试析中国传统农业文化对苏轼文化品格的影响——从《前赤壁赋》看

文学作品是对社会生活形象反映的产物,更是作家文化品格的体现.通过对《前赤壁赋》的分析,探究了中国农业文化对苏轼文化品格的影响,指出苏轼具有的实用理性精神、"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念、情景交融的审美追求、"恒常"与"变易"的辩证思维等是受中国传统农业文化影响的结果,从而为阅读和欣赏古典文学作品,继承和发展民族新文化创造条件.     

苏轼与程颐易学动静观的比较

文章从宇宙化生、性情、卦爻三方面对苏轼、程颐的《易》学动静观作了比较,揭示了理学和庄玄之学两种解《易》思想的差异。关于宇宙化生,苏、程皆承认阴阳之“动”生出万物,而程颐从宇宙运动中抽绎出“理”作为最高法则,苏轼则归之于造化无心。落实于性情论,两人皆突出“静”的高明之境,然而程颐的心之安静是以长时涵养的道德自律为前提的,而苏轼的“静”则缘于应物无心、淡然自若的处世情态。体现在符号化的表征—卦爻上,程颐的动、静合“理”体现为爻位的嘉善,苏轼的动、静自然则体现于卦爻之间的动态平衡。     

论苏轼文化人格的矛盾与统一

苏轼文化人格往往呈现为矛盾的两个方面极情感奔放,又极理性涵养;极刚褊孤介,又极仁厚平易;极超然脱俗,又极寻常入俗;极参透生命,又极珍重生命.这种矛盾及其统一,缘自他对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吸纳,缘自他人生理想与人生目标的双重性.也正由于此,使得他的文化人格更具丰富性,更具魅力.     

略论苏轼词的清雄之风

苏词主调是介于豪放和婉约之间的清雄风格.既阔大雄壮、也不乏轻柔细巧,更多的是通脱豁达,微笑面对现实,以旷达作结.面对贬谪的人生际遇,面对名利世俗,面对相思别离,词人都能表现出潇洒与旷达.这与其坎坷的人生经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特点及其所处的时代有密切的关系.     

论韩学与苏学中的“海”“潮”之变

韩愈与苏轼博大其文,深邃其思,曰海曰潮均不为过。故学界以“海”、“潮”形之,始称“韩海苏潮”,继谓“韩潮苏海”。称海称潮,位置之变,反映了韩学与苏学界对韩愈、苏轼二人合乎实际的重新认识和了解。韩浑灏流转,势如长江秋注,潮之喻更切;苏海涵地负,澜翻波卷,其博其深非海不足以形之。韩潮苏海内容为何,正是关键之所在。     

“芙蓉”与“水”——浅析李白与苏轼诗歌的“自然”审美品格

李白与苏轼具有相似的性灵与气质,故其皆追求“自然”的审美风格。然李白之“自然”是由其浓烈饱满之情凝聚而成,是“清水出芙蓉”,具有朝气、生命之美;苏轼之“自然”乃“虽物赋形之流水”,蕴含了旷达、超然的生命智慧,充满知性理趣,具有澄澈空明、平淡流转之美。     

唐宋词"第一调"中"第一人"--论苏轼《浣溪沙》的创作成就

<浣溪沙>是唐宋词坛上使用频率最高的"第一调",苏轼则是<浣溪沙>创作数量最多的"第一人".在<浣溪沙>的创作中,苏轼不仅突破了传统的"艳科"格局,拓展了题材内容的表现范围,提升了词体文学抒情言志的艺术品格,而且在形式体制的运用、人物形象的刻画、语言艺术的表现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创新.透过<浣溪沙>这一词调的创作,我们依然能够看到苏轼对宋词的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论苏曼殊小说的悲剧意识

苏曼殊小说所描写的都是爱情悲剧,并带有明显的主观抒情色彩和自传性质,作家内心深处强烈的悲剧意识支配着他的小说情节的发展,是导致爱情悲剧的根本原因。这种悲剧意识既源于作家深受佛教观念的影响而产生的情思与佛礼之间的挣扎,也根源于作家由特殊身世而产生的认定人生本苦的生命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