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生法”的法哲学内涵

道与法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两个重要范畴,二者在战国中期的黄老学那里结合起来,出现了以道论法的思潮,集中表现为"道生法"命题的提出。在"道生法"命题中,道为法的本体,是法产生、存在的依据;法是道的显现,必须在道的原则下运行,法目的是使人与万物归于道,道和法之间是体与用的关系。作为执道者的圣王是道与法的中介,是现实的立法者,必须受到道和法的约束。     

泰山周边孙悟空崇祀遗迹述论——《西游记》对泰山文化的影响一例

近年来先后有报道称泰山周边县市发现所谓祭祀孙悟空的院、寺、庙等达七处之多,但是都在《西游记》成书之后,直接由于《西游记》的影响,而不能作为《西游记》成书与泰山关系的证明。但是,此一风俗作为《西游记》与泰山文化关系的一部分,其源头却是早在《西游记》成书之前泰山与＂西游＂故事的＂联姻＂,是泰山文化背景下＂西游＂故事成书为《西游记》后的一个延展。清代泰山周边孙悟空崇祀之俗的揭蔽,使泰山文化在这一方面与福建、浙江等多省份自古及今都有的齐天大圣信仰之俗有了呼应的联系。从而,这一发现也成为全国性＂孙悟空崇祀＂或曰＂齐天大圣信仰＂研究的一个部分,是＂泰山学＂中一个涉及古代文学、宗教、民俗等多学科研究的新课题,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引入＂考古＂或曰＂田野调查＂方法的实践。     

试探《庄子·天下》之“内圣外王”思想

《庄子·天下》篇最早提出了“内圣外王”之道，即远古理想社会所存在的“道”，原“一”。其不仅直接阐述了此道，且在评论中也透露出何为“内圣外王”之道，因为他是以“内圣外王”之道作为最高评价标准。由此，即可解释结尾处为何出现“惠施”部分。     

论南宋理学家陈亮的"明"思想

南宋理学家陈亮认为道(理)是与自然和人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它如同"赫日当空,处处光明.闭眼之人,开眼即是",是人们可以体察、认识的客观存在."王道"、"霸道"是贯通三代和汉、唐以下各代帝王治国的指导思想,从未被"隔断"过,"王霸并用"之论是合乎历史事实的,是治国良策."义理"、"功利"是三代、汉、唐皆有的行为准则,不是对立的,而是并存的,义要体现在利上,利也就是义,"义利双行"缺一不可.帝王治国要"爱人利物"、"生民之利"、"义利双行"才能富国强兵,人民生活安定.在"成人之道"问题上,陈亮主张做人要做一个堂堂正正(即光明磊落)、"推倒一世"、"开拓万古"的"智勇"之士,作一个实事实功的英雄豪杰.陈亮对以上三大问题的观点,是他的"明"思想最直接的体现.     

张载称引《老子》研究

张载曾累年究释、老之说,熟知释、老典籍及思想。据相关文献可知,张载从"礼"、"天地和圣人"、"有无"三层对老子及其思想略有所论述,对老子的部分概念进行了重新诠释,并对老子思想进行了一些批评与纠正。张载经过重新诠释和演绎,将老子的思想补充到了其理学思想中。     

儒家文化视野中的“大国地位”

随着中国的和平发展,中国＂大国地位＂愈加明确。中国应当行儒家的＂王道＂,反对恃强凌弱的＂霸道＂,以仁道、公道、恕道处理国际事务,在把国内事情办好的前提下,成为世界上公正而有威信的＂负责任的大国＂。     

论陶渊明的“诗圣”之名

中国古人曾以"诗圣"之名称许曹植、陶潜、李白、杜甫。而清末以来,"诗圣就是杜甫"的观点似乎成为不刊之论了。评判"诗圣",究竟是以诗歌艺术价值为标准,还是以诗歌的道德教化为标准,这是应该澄清和解决的学术问题。我们认为,评判"诗圣"的首要标准是诗歌的艺术价值,其次是诗歌弘扬圣贤先达思想,以及善化人心、教化社会的功效。在数千年的诗史上,"诗圣"不止一人,"中国诗圣"当为集合名词。从诗道、守训、弘儒、入圣四个层面论证陶潜的"诗圣"之名,并认为,陶渊明堪为中国首席诗圣。     

巫与圣的文化关联

"巫"与"圣"是中国古代文化体系中两个极为关键的构成要素.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文化关联,这种"文化关联"的形成与迁变,影响着中国古代文化的历史走向.在中国古代精英文化域内,"巫"与"圣"这两个子文化系统时而并立分存,时而关联互渗,它们的存在形式与消长变化状态在先秦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并对中国古代文化现象与特征的生成起着重要作用.分析、审视"巫"与"圣"的文化关联,可以从中更深入地揭示出古代儒家文化思想的原始构成.     

"圣性"与儒家传统

“圣性”是儒家用来指称成就超越人格即圣人的内在根据 ,虽然“圣性”这个概念在儒家的概念系统中始终没有正式提出过 ,但是对它的探讨却与儒学史相始终 ,与“圣人”一起构成儒家价值观的核心所在。儒家对圣性的探讨经历了一个长时期同时是充满了不同见解与矛盾的过程 ,心体与性体的纠葛是儒家对圣性理解的最终关枢。     

王弼儒道会通思想探析

王弼将道家本体论引入儒学,建构了"以无为本"会通儒道的玄学本体论;又从这一本体论出发以道释儒,予圣人观以新的解读。通过对"无"与"有"、超越与现实的双向诠释,王弼巧妙地解决了儒家与道家内在的紧张,为魏晋玄学的发展定下了理论基调。王弼发掘儒家本体论的思维方式本身存在着误解甚至曲解先秦儒学本义的问题,故其会通儒道的理论体系存在一定缺陷。尽管因此而饱受诟病,王弼仍不失为魏晋时期创造性融合儒道思想的开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