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汉武帝对封国的处置

自秦统一六国推行郡县制，便与西周以来所实行的分封制产生矛盾。分封制与郡县制之争一直绵延至汉代，刘邦实行郡国并行制加以调和。当汉政权逐步稳固、经济恢复并发展之后，分封制与郡县制之争演变为分裂与统一之争。汉武帝采用政治与法律的手段强力推行郡县制，反击以分封制为代表的地方势力对中央集权的挑战。事实上，汉武帝清除分封制并不彻底，一些负面作用逐渐显现，如他对同姓诸侯王及王子侯的严厉处置，打破了宗族势力与外戚势力的平衡，最终导致皇权易主。     

北魏孝文帝定姓族制度散论

北魏孝文帝实施定姓族 ,首先 ,它既是北魏汉化政策的继续和发展 ,也是北魏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 ,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其次 ,姓族制度的实施在消除民族间的隔阂、加强北魏政权的统治以及提高鲜卑人的文化水平等方面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其三 ,姓族制度的实施与北魏政权的政治有密切的关系 ,不同时期所发挥的作用不同 ,应作具体分析 ,不能说姓族制对北魏政权的灭亡起了最直接、最主要的作用。     

徐偃王在舟山史迹考

徐姓以国为姓。徐姓氏族原是岛夷族，崇拜鸟图腾。西周穆王时徐偃王因施仁政、不修武备而失国，逃战到舟山群岛。舟山至今仍有不少有关徐偃王的文物、史迹与传说。     

圣王·正统·神仙--论秦汉时期黄帝传说的政治文化内涵

秦汉时期的黄帝传说以黄帝的生平、功德、政事、世系为核心,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系统.在黄帝传说中,圣王、正统、神仙三者被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体现了大一统政治所应遵循的基本政治原则:天人关系原则,政治道德原则,权力分配原则.依据黄帝传说所体现的政治原则和政治象征意义,秦汉时期的统治者和儒生、方士进行了积极的政治实践,促成了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模式的形成.     

略论隋炀帝时中日外交关系的空前发展

杨广即位后 ,凭着国力的强大 ,进一步推行开放的外交政策 ,加强与日本的联系。日本多次派遣隋使团来中国 ;隋炀帝第一次接受日本留学生 ,并派裴世清回访日本 ,把中日友好关系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干支流航运状况考察

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航运在北方水上交通中占据重要地位。黄河上游部分河段及整个中下游河段都不同程度地有航运利用。"黄河也曾千帆过"是这一时期并不少见的情形。黄河的两大支流渭河、洛河流经政治中心地区,其水上交通亦被积极地开发。受水文及政治因素影响,黄河干支流各河道、河段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航运状况。     

论清代康熙朝御史弹劾噶礼案

良好吏治为历代贤德统治者孜孜以求,但即便政治清明时期也难以禁绝腐败现象。清代康熙朝弹劾噶礼案就是作为监察官员的御史对为官不端官僚进行弹劾的典型案例,然三名御史先后两次严正弹劾都以失败告终,究其实质在于圣祖掌控对案件性质的衡量权和对案件处理的最终决定权,完全凭"圣意"予以裁夺。     

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及驱动机制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背景下,推动数字经济和新型城镇化深度融合是保障黄河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通过阐释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机制,构建数字经济测度指标体系、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度评价2012-2021年黄河流域数字经济、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利用耦合协调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从时序演变和空间特征两方面分析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度驱动机制。研究发现:(1)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和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呈上升趋势;(2)从时序演变看,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度、协调度及耦合协调度均有所提升,其中耦合协调度呈轻度失调 濒临失调 勉强协调演变,由衰退失调型转向过渡磨合型,整体未达到协调发展;从空间特征看,耦合协调度呈“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3)不同驱动因子对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具有显著时间异质性和空间异质性。据此,提出推动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慎到学派归属问题再辨

由于慎到思想中道法兼容,学术界对他的学派定位问题一直争论不休。虽说《史记》早就明言“慎到本于黄老”,但在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黄帝四经》之前,人们对“黄老”的认识非常模糊,从而误把“黄老之学”等同于道家学说。随着对黄老家研究的日渐深入,慎到的真面目逐渐被人们所认识。本文试图把学术界曾存在的争论观点做一总结,笔者认为,慎到的思想形成不存在由道入法的转变过程,其原本就是道法兼容的黄老家,慎到的学说特点体现为:吸收道家思想对法家理论进行本原化论证。     

“天神赐佑”与“尽人之力”：清世宗“天人感应”理念下的钱塘江海塘工程

雍正初年，清世宗在钱塘江海塘修筑中提出了“一劳永逸”的目标，并且为实现治水目的，在意识形态层面将海塘工程纳人到了“天人感应”理念的范畴。但是，“天神赐佑”、“非人力所能”与“一劳永逸”目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逻辑矛盾，从而对塘工修筑产生了深刻影响。意识形态与水利工程的交融，因此成为雍正朝治水政治的一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