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卫拉特诸部落的起源（续一）

本文以和硕特部为中心,考察了青海诸蒙古部落的事迹、游牧地及首领的世系,探讨其历史变迁以及最终以罗卜藏丹津之乱为契机被清朝并入旗制管理下的全过程。     

华北宗族的弱化与基督教在乡土社会的发展 ———以豫西李村为中心的考察

历史考察表明,宗族组织的控制和宗族观念的影响,是阻碍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原因。对豫西李村的研究发现,随着社会的分化和专门化进程,宗族的部分功能被市场代替,宗族组织与宗族观念亦随之弱化。从历史考察与现实的个案来说,宗族的弱化有利于基督教的发展,反过来,基督教的发展也进一步弱化着宗族的力量。这一双向互动的过程,慢慢地改变着中国文化与社会结构。尽管如此,笔者并不认为基督教是宗族的功能替代项。     

明清以来湖南地区家族人口未婚状况的考察(1413—1949)——以湘乡曾氏、胡氏和长沙王氏为中心

本文主要利用湖南湘乡曾氏、胡氏和长沙王氏三部族谱,就湖南地区明清以来200多年间家族人口中的男性未婚比例、变化及其原因进行了统计、分析。统计结果显示,湖南地区明清以来家族人口中存在着较高的男性未婚比例,有其地域特征;年满40、50岁以上的男性未婚比例大致呈现出由低到高、再由高降低的变化趋势,这一变化与先前认识存在着差异。此外,本文也对家族女儿不婚的现象进行了描述。     

宗族风土的地域与心性：近世福建义序黄氏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本文是笔者宗族风土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即近世福建义序黄氏宗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部分。笔者采用了传统中国政治制度的结构分析和福建地方社会风土考察相结合的研究视角,根据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观察和对族谱等第一手资料的解读,勾勒了宋代末期到民国中期义序宗族的历史。义序个案提示,虽然族产和乡绅的能动性时宗族的组织化具有决定性的功能作用,但父系的观念系谱和以此为基础的宗族乡村的日常生活和文化传承是近世宗族存续的文化前提和社会基础。这种宗族的风土性渊源于传统中国政治制度结构性要求和以儒教为代表的精英文化的长期渗透,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宗族自身亦成为晚期王朝统治和德治政治文化的基础。     

龙鹰情节：支格阿鲁神性血统背后的族群美学观——以凉山彝族英雄史诗《支格阿鲁》为个案

彝族英雄史诗《支格阿鲁》中人神支格阿鲁“射杀五日六月,降伏雷公,克风降雾,铲妖除恶,战天斗地,济世救民”的神话传说在广大彝区（川、滇、黔、桂）可谓家喻户晓,然而缘于长期族群迁徙所导致的彝语方言化,又使其在流传过程中产生了诸多不同的称谓。与此同时,也造成了该史诗在具体内容、风格和数量上的一些差异。不过,就总体来讲,还是一致的。综合各彝区关于人神支格阿鲁身世的传说来看,支格阿鲁是“龙鹰之子”的说话较为显著。于此,激起了笔者对于人神支格阿鲁神性血统中“龙鹰情节”的兴趣并期望能藉此作为论述的切入点,开启一扇窥探彝民族族群美学观的幽扉。     

传统宗族与跨国社会实践

作为中国农村尤其是南方地区的一种有效传统社会组织,宗族曾经被自20世纪以来的现代化、工业化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视为妨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封建落后组织而加以打击,一度销声匿迹。过去的20多年来,东南部乡村尤其是闽南乡村见证了宗族组织的普遍复兴。作为产生于明清时期的社会组织,宗族显示了其在全球化的现代化条件下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基于血缘上的认同(当今仍然是重要的几种基本认同之一),宗族成为联结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和东南亚的另一种跨国纽带。从闽南一个宗族的个案当中,我们可以探讨文化和社会传统组织在东南沿海的复兴与海外华人跨国社会实践的关系。     

阿尔泰乌梁海部族史诗演唱文化空间对史诗传承的约束

阿尔泰乌梁海部史诗长期以来都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并保存在阿尔泰乌梁海部族当中。在具体的史诗演唱过程中,一些原始信仰层面的因素造就了各种约束和禁忌。将阿尔泰乌梁海部族史诗置入到活形态的特定的表演语境中,从民俗学的角度观察英雄史诗得以保存和传承的民俗志背景,与史诗演唱活动相关的民间约束和禁忌对于史诗演唱活动具有一定影响。     

教育、宗族与地域社会——清中叶江西万载书院再考

地处江西省西北边陲的万载县,在清中叶的嘉庆道光年间出现了兴建书院的热潮,地方宗族也参与其中。宗族参与的方式是以创建族学书院为主以及购置学田、奖以花红盘费、创建试馆等助学措施。宗族创建书院的资料在县志和族谱中均有记载,但各有侧重。县志中收录的族学,强调的是作为书院教的一面,同时也是地方宗族实力兴替的一种体现。族谱中收录的族学,突显的是其养的一面,甚至因此纠缠于义学与义田的兼行分理纠纷之中。宗族组织的积极参与地方教育,与同时期活跃的族群、士绅等群体,使得地域社会的凸显成为清中叶的时代特征之一,有助于帮助理解19世纪以后大历史的发展演变。     

薛福成家族祖籍与谱系考述

文章经检阅和解读《无锡金匮县志》、民国乙卯（1915）江阴邓唠《续修薛氏族谱》及光绪己卯（1879）《薛氏族谱采遗》、民国己丑（1949）《薛氏锡山支谱》,考述了薛福成家族之祖籍与谱系。认为薛福成家族之祖籍并非四川苍溪,而是江苏江阴;薛福成之高祖,不是玉佩公薛景珏,而是友琦公薛粜;薛福成之曾祖,不是汉澳公薛稻孙,而是葆光公薛世琛;薛福成之祖父是芗圃公薛锦堂、父亲是晓飘公薛湘,但芗圃公薛锦堂并无兄弟,故又洲公薛玉堂亦非薛福成之伯祖。而且薛福成家族迁锡（无锡西嶂寺头村）的第一代,不是康干时期的玉佩公薛景珏,而是薛福成的七世祖宜斋公薛度,于元末“红巾之乱”,由江阴泗河镇之邓唠里（今江阴市青阳镇邓阳村）徙居无锡兴宁乡寺头镇（今无锡市惠山区堰桥街道寺头村）。     

延续香火的理想与普遍绝嗣的现实——基于家谱的人口数据

延续香火、专宗接代②是传统社会人们的普遍愿望和理想,然而,由于传统时代人口的高死亡率和极短的预期寿命,延续香火的理想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难以实现,绝嗣现象普遍存在。本文依据家谱的人口信息,通过构建虚拟的家族支脉,考察了清代两百余年间家族支脉的繁衍状况。结果显示,仅有13.61%的人在经历了两百余年的生存竞争后,能够拥有自己的后代,而其他大多数都已绝嗣,传嗣的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