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债务协商视角的债转股定量研究

针对我国政府、企业和银行等金融机构共同关注的债转股问题，基于债务协商谈判思想，建立部分债务股权互换模型，计算公司证券价格，探讨了债转股对公司价值、破产概率、破产损失成本和资本结构的影响，给出了银行等债权人愿意债转股的充分条件。结果表明：在事先破产清算协议贷款下，事后全部债转股总能提高公司股权价值，但并不一定能提高债券价值。只有其协商谈判能力满足一定条件，公司债权人才愿意事后选择债转股，实现帕累托改进、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其次，在公司股东协商谈判能力的一定范围内，部分债转股能提高公司价值，其最优转股债息比例随着公司资产风险的增大而增加。再次，债转股能降低公司破产风险和破产损失成本，但同时也提高了债券风险溢价。最后，随着股东谈判能力增强，最优协商转股债务比例、杠杆率都减少，而债券风险溢价增大。本文所得结果对我国政府、企业和银行如何实施债转股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哲学家的私人生活与其哲学的解读

在哲学史研究中，对哲学家之哲学的解读与其私人生活的考察之间是否存在本质性的关联，是一个颇为耐人寻味却又不易回答的问题。而且，正像对“哲学”这一概念的本质主义理解是不可能的一样，这个问题也不存在一个本质主义的解答。不过，借助两种哲学类型的区分以及哲学史研究过程的三阶段划分，我们能够相对具体而又深入地来分析和讨论这一问题。     

论数字货币的私法性质——以日本Bitcoin.Cafe数字货币交易所破产案为中心

数字货币，是一种具有财产性价值属性的电磁记录型数据。数字货币在其依存的区块链体系中所彰显的与不特定者之间的支付对价性、与法定货币之间的互换性、使用电子信息处理系统进行转移的在线转移性等特点，得以从数据说的角度，将其作为一种数据性财产权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对其私法性质进行讨论。有鉴于我国民法总则已将数据纳入保护客体的范畴，数字货币作为数据之一种，理应成为一种新型法律客体，在得到法律理论支撑的基础上获得保护。     

私营企业女工权益保护论

在私营企业中 ，普遍存在着职工合法权益难以保障的问题，尤其是女工权益受侵害的问题更为普遍，也更 为突出。女工权益受侵害的原因，既有社会大环境方面的，也有企业主方面的，还有女工个 人方面的。制定专门的《私营企业法》，明确劳动契约原则，加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管理 职能，加大新闻机构宣传与监督力度等，是有效保护女工合法权益的主要途径。     

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收入能力

讨论了人力资本的经济价值，通过建立教育投资模型，训练投资模型及流动投资模型，指出了正规教育投资，在职培训投资，迁移与流动投资对人力资本收入能力的影响。经分析表明，个人的人力资本现时存量与个人的未来收入能力之间存在正相关。     

从百家争鸣到儒术独尊的思想变奏

本文通过对从百家争鸣到儒术独尊这一中国文化"黄金时期"的分析,指出思想解放,博采众家之长,进行创造性思维,正是汉代哲学、思想发展的主流,是其特色.儒家成为正统以后,在汉以后千年未遭倾覆,说明中国文化本身具有巨大的张力.     

人力资本产权化挑战公司治理理论

在对已有公司治理理论评述的基础上,从人力资本产权特征和公司治理效率的贡献两个方面,论述说明人力资本产权所有者将成为公司治理的核心主体。提出谈判控制理论,以资本剥夺程度的强弱作为衡量谈判控制力大小的依据。对非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无论是谁侵蚀谁的利益都必须纳入“公司治理”范畴;应以两者是否在谈判控制的平等合约内建立作为判断是否侵权的标准;认为判断控制力大小的主要因素应该是专有性大小。提出分类治理的理念,得出对我国公司法人治理的三点启示。     

家族企业上市研究及其治理对策

证券发行核准制的实施为我国家族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通过发行上市 ,家族企业在筹措到巨额发展资金的同时 ,又出现了新的“一股独大”现象 ,并由此滋生了许多亟待规范和完善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对私人资本主义认识的历史考察

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及党的经济理论工作者们 ,根据中国“大国小生产”的具体国情 ,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新中国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所阐发的科学认识 ,勾划出了从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升华的发展轨迹。认为在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化转型过程中 ,我们党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十分重视 ,在所有制理论等多方面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并且进一步揭示出 ,在中国 ,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与资本主义道路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中国国情确定了资本主义复辟无从谈起 ,即便有复辟 ,最危险的还是官僚资本主义复辟。     

“风险投资无风险”的反思——论我国风险投资组织模式再造

近两年,风险投资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但由于这些风险投资公司几乎都是由行业部门和地方政府组建的,民营风险投资公司微乎其微,其风险投资活动也不很活跃.相反,来自IDG、高盛这类公司的海外风险投资军团却在中国风险资本市场异常活跃,但因受到种种限制,海外军团在我国的风险投资总额不到3亿美元.本文从风险投资组织模式选择的角度,分析了我国主要风险投资公司存在的问题.并且通过国际比较和借鉴,探讨了适合我国国情的组织模式再造问题.